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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书 >> 谁是新中国 >> 下卷 第三章 中共假言抗日以图存、借口抗日以扩张（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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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九年之后，在中国大陆任何一本历史教材里，都清楚明白地写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军民坚持八年抗战，才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这个“历史性的谎言”，既因中共在思想、文化、学术、教育等各个领域实行全面专制，而使得知情者噤若寒蝉，不敢言真；又因它不厌其烦地对大、中、小学学生反复地予以强行灌输，方才使得“长在红旗下、泡在苦水里”的好几代中国人深信不疑。特别是被毛泽东和他的红色秀才们制造，并由美国记者爱德加·斯诺传播，和中共自己刻意宣传了半个多世纪的“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更因被冠上了“北上抗日”这样一个无限正义和无限爱国的前提，中共“长征”竟成为一曲“革命浪漫主义的英雄史诗”，足以“动人心魄”。再加上御用文人和其他文人必须岁岁年年地“放声歌唱”，小说、戏剧、电影、话剧，故事，包括民间鼓词与杂曲，都一再被指示要以它为题材进行创作和表演，以对一代又一代“革命接班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因此，这个墨泼的谎言就在被重复了一千次一万次以后，而成为“历史的真实”。然而，这个“历史的真实”却因为中国大陆人民自己对中国现代历史反思的不断深入，而终于迎来了被彻底揭穿真相的这一天。这个“历史的真实”就是： 一 中国共产党失败逃亡是真，北上抗日是假 第一、日本何时侵略我国、中共何时倡言抗日 众所周知的是，日本阴谋侵占我国东三省的明确日期，是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是故，在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那里，才会有十四年抗战之说。所谓八年抗战，其意为“八年全面抗战”，前六年是为“局部”。因为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是在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 但是，在中共的历史教科书里，却从来不言十四年抗战，而只称八年抗战。那末，自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七年间，中共在做什么？ 一、自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五年八月，中共是在苏俄命令下，为颠覆中华民国而发动武装暴动、土地革命和建立俄式苏维埃政权；是在“武装保卫苏联”的总方针下，与苏俄“里应外合”，公然地进行武装叛国，并乘“九一八”之机，分裂祖国并制造“两个中国”，成立俄属“中华苏维埃国”。对此，不仅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五年间的所有中共文件，都证明了这才是“历史的真实”，而且，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大陆的每一本历史教科书，甚至是御用文人的大量文艺作品，也都尽情地“歌颂”了这一“历史的真实”。 二、一九三零年十月，在残余军阀的一系列大规模叛乱被中华民国政府军相继荡平之后，中华民国政府因明确制定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正确国策，从而开始了对中共武装叛乱，特别是对中共江西苏区和鄂豫皖苏区的围剿。这一围剿，历经五次，历时四年。如前所说，第二、第三和第四次围剿，虽因九一八事变、淞沪抗战和长城抗战而不得不中断。但在中共所有的党史文件和现代史教科书中，却一再地记述了中共如何“欢呼”这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却从来不曾记述他们有一言一语以提出抗日，有一言一语以要求北上东北、长城抗日，或东进上海抗日，却记载着他们如何乘国难当头，而将叛乱叛国的呼声喊得更高，并将武装叛乱叛国的行径愈演愈烈。 第二、中共失败突围是真、胜利长征是假 在中共的许许多多历史教科书里，都写着中共红军于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一日开始了“胜利长征”。但是，同是在中共的这些教科书里，却又都明明白白地写着，中共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后，中共江西中央红军曾于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一日突围。然而，“失败突围”与“胜利长征”是不可以“同日而语”的。因此，在同一年、同一月、甚至是在同一天内，中共中央红军离开江西究竟是“失败突围”还是“胜利长征”呢？ 一、中共承认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遵义会议”所通过的“中共中央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指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及退出中央苏区后遭到的严重损失，主要原因是在军事上执行了单纯军事防御路线，是博古和李德在军事上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的结果。”中共在它对内的正式文件里承认是“失败退出”，而非“胜利长征”。 二、中共中央红军是因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而仓促突围。中共《中国现代史》首先称：“一九三四年三月，广昌失守之后，红军又兵分六路，全线防御，继续实行所谓短促突击，使红军和中央苏区损失更大。整个战争形势对红军和中央苏区越来越不利。红军继续在内线作战已无可能打破敌人围攻，只剩下长征一条路了。”01 中共《中国现代史》继之又称：“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苏区的兴国、宁都、石城等相继失守，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完全丧失。中共中央领导人博古等仓促决定中央红军（一方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突围转移。”02 “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一日，中央红军连同后方机关八万六千多人，从福建长汀、宁化和江西瑞金、萼都等地出发，向红二、六军团所在地湘西进军，开始长征。”并且，“长征开始后，中共中央领导人又在军事上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使红军蒙受巨大损失。从十月二十一日至十一月三十日，虽经红军英勇苦战，连续突破敌人的四道封锁线，渡过了湘江，但是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人员损失过半，减至三万余人，并始终不能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博古等的左倾错误导致中央红军以至中国革命陷入极大的危机之中。”03 上述引言证明，一是第五次反围剿的连连失败，使中共红军“只剩下长征一条路了”。二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逼迫中共中央领导人仓促决定“撤离中央苏区，突围转移”。三则明明是失败撤离，却偏要说是向“湘西进军，开始长征”。四是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并在“逃跑”中始终不能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使得“中国革命”陷入极大的危机之中。如是，中共失败逃亡、而非长征抗日的历史事实，已经无庸质疑。 第三、中共北上长征是假、南下和西上逃亡是真 显然，突围和逃亡是不能与进军和长征“相映生辉”的。后来，中共不过是要用“长征”和“进军”这些漂亮的言词，来掩盖它失败后的突围和逃亡罢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自一九三四年十月至一九三六年底，中共的失败和逃亡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中共中央红军首先南逃湘西。中共现代史教科书承认“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目标是与二、六军团会合。二、六军团在川湘黔边界展开了强大攻势，策应中央红军”。04 《中国革命史荟萃》一书亦在吹嘘中证实，湘鄂川黔根据地曾“将数十万国民党军队吸引到自己方面来，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05 有必要说明的是，中共中央红军之所以要南逃川湘黔边境，是因为川湘黔边境“地处边陲均距四省省会千里之外。反革命军事力量薄弱……它重峦叠嶂，江河纵横，进可以截断长江交通，退可以凭借高山峻岭，是土家、苗、白、汉等族杂居的地方……地方军阀派系林立，极不统一，有利于革命的武装割据……有利于根据地主力回旋……有利于我军在敌人矛盾交错中生存发展，有利于开辟根据地”。06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和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时，中共红三军曾乘政府军两次被迫停止和中断围剿，于一九三三年一月进入湘鄂边。是年十二月“由湘鄂西中央分局在咸丰大村召开会议，提出创造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口号”。07 “一九三四年七月，正式形成永（顺）、大（庸）、龙（山）、桑（植）为中心的湘鄂川黔根据地”，即成为红二、红六军团的武装割据地区。08 由是可知，中共中央红军是南逃湘西，意欲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图谋于川湘黔边继续实行武装割据。所谓失败突围之日，便是长征北上抗日之时，则只能是后来所“编写”的谎言。 第二阶段，中共中央红军被迫逃往西南企图重新建立根据地。据中共现代史教科书称：“渡过湘江后，如果继续与二、六军团会合，就必须与五、六倍于己的敌人打硬仗，这对于只剩下三万人的中央红军，显然有覆灭的危险。这时，毛泽东力主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单引号为引者所加），避免钻进敌军布置好的口袋，以在敌兵力薄弱的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八日，中共中央于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决议放弃去湘西的计划，决定建立川黔边新苏区，并首先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黔东北根据地。”09 于是“中共中央红军才于一九三五年一月强渡乌江，打下了遵义城”。10 由是可知，中共中央红军改向西南逃窜的目的，是为了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黔东北新根据地，既不是北上，也不是长征，更谈不上是抗日。 第三阶段，中共中央红军被迫由西南向西北逃窜。中共残余红军因敌人力量薄弱而打下遵义城之后，虽然经历了“党在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11 ，但是，原来欲在黔东北建立新根据地的目的，却由于敌人的围追堵截而不能实现。当是之时，为了不被消灭，为了能够与早已逃往川北、并建立了苏区的张国焘四方面军会合，12 中共中央红军曾于一九三五年一月下旬至一九三五年五月上旬狼奔豕突，辗转逃窜。一渡赤水，强渡长江未成；二渡赤水，被迫退回遵义城；三渡赤水至川南不成，旋再返贵州；直至四渡赤水，经会泽越金沙江，由西康东南部的会理北上德昌、越隽，过大渡河，再经天全、金兴，方于六月十六日逃至四川西北的懋功与张部会合。 历史的事实是，不论是中共中央红军要由西南逃向川西北，还是张国焘早已从鄂豫皖西逃五千里而至川北，抑或是曾武装割据在川湘黔边的红二、六军团，亦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由桑植向川西北突围和逃亡，以及后来他们先后在懋功和甘孜的会合，中共三大红军主力残部都不是长征，而是逃跑，都不是北上，而是西逃。既与北上抗日完全没有关系，亦从来没有喊过一句北上抗日的口号。 第四阶段，中共一、四两个方面军由合而裂，南北分途逃窜，毛部落脚陕北。 一、一九三五年六月，中共中央红军即第一方面军与张国焘第四方面军于逃亡途中在懋功会合，并召开懋功军事会议。在懋功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向甘北宁夏北进的军事计划”。他说明“共产国际曾来电指示，要我们靠近外蒙古，现时根据我们自身的情况也只有这样做”。会上，当张国焘提问“共产国际何时有这个指示”时，“张闻天起而答复，在我们没有离开瑞金前（按：十个月前），共产国际在一个指示的电报中曾说到中国红军在不得已时可以靠近外蒙古。中央红军离开江西苏区后，即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现在无法通电报”。对此，张国焘在他的《回忆录》里还记述说：“毛泽东谈笑风生地说下去。他说他打开地图一看，西北只有宁夏这个富庶的区域，防守在那里的马鸿逵部，实力也比较薄弱。莫斯科既有这样的指示，虽然事隔多时，相信仍会从外蒙古方面来策应我们。那我们也就不怕外蒙与宁夏之间那片沙漠的阻隔了。他加重语气说，打开窗子说亮话，我们有被消灭的危险……如果宁夏再不能立足，至少中共中央一部分干部，还可以坐汽车通过沙漠到外蒙古去，留下这些革命种子，将来还可以再起。”13 张国焘说：“毛泽东这篇富于风趣但又非常沉痛的讲话，当时给我们的印象不是反感，而是同情。他所提出来的计划，没有着重说到陕北，没有说到北上抗日，因为当时我们在被隔离的状态之下，对于抗日一事确实非常茫然；他也没有说到在陕北可以和刘子丹、高岗及徐海东两部会合，因为刘子丹、高岗的名字那时我们都不知道”。“张闻天等都说，中共中央对徐海东部由鄂豫皖西行到陕北地区，是否依然存在，以及陕北一带是否有其他的游击队等，均毫无所知。”14 在懋功会议上张国焘本人也提出了三个计划，一是向川北、甘南和汉中发展的川甘康计划，二是向陕北发展、取宁夏为后方、以外蒙古为靠背的北进计划，三是向兰州以西河西走廊发展、以新疆为后方的西进计划。显然这三个计划均与北上抗日无关，纯粹是“求生存”的计划。用张国焘的话来说，“我们当时最主要的问题是生存和死亡”，而“我们这一群人特别坚强，不怕一切困难”的原因，是因为“志在寻求生存之道”。15 对此，中共党史专家亦说道：“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六日，两河口会议决定创造川陕甘根据地，并未提出去陕北。”16 由是可知，中共一、四两个方面军在懋功会合后，双方既未提出北上陕北，更未提出北上抗日。毛泽东提出的向甘北宁夏北进的计划，是为了打通北逃苏联的道路，而不是抗日。此时，已经是中共中央红军逃离江西八个月之后了。 二、一九三五年八月，即距懋功军事会议两个月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于毛尔盖附近沙窝召开会议。这次会议一是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和任务的决议”，并称“苏维埃运动和土地革命已获得重大胜利，红军在反围剿中也获得了重大胜利；中央在过去一个时期已发生的军事路线的错误，遵义会议已经适当地将它纠正过来了；遵义会议以后中央所执行的都是正确的路线；全党全军都应团结在中央的周围，继续为苏维埃中国而奋斗”。二是“曾谈到抗日问题，但没有人说应将苏维埃的现行政策，改为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张国焘坦承说，“我们没有想到可以在抗日的问题上找到我们的救生圈”。17 三是鉴于“我们再停留下去，敌人更会调集较多兵力封锁我们，不让我们走出这个区域”，张国焘乃提议“红军全部进入甘南岷县临潭一带地区，再依情况决定北进或西进”。18 毛尔盖会议既未决定北上，更未决定抗日。如果有人不相信中共“叛徒”张国焘的话，那末，下文所述的事实可以证明张国焘的话不是谎言。 三、一九三五年八、九月间，中共红军在毛尔盖西北巴西一带与政府军接战失败，再加上一、四两个方面军之间的猜忌和毛、张的内讧，毛泽东乃率领一方面军彭德怀、林彪、叶剑英等部六千残余，以陕甘游击大队的名义，悄然逃往甘肃西南的西固附近。中共党史专家称，毛的中共中央曾于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在俄界召开会议，提出“放弃川陕甘方针，决定经甘东北和陕北，以游击战争打通国际路线，到接近苏联的地区去创造根据地，休整力量，但没有明确落脚点放在陕北”。直至“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在通渭县榜罗镇召开的政治局党委会议上，才作出了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放在陕北的决定”。19 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九日，毛的一方面军残余抵达陕北距延安五十公里的吴起镇。十月下旬，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称：“第一，在俄界会议上，曾想到在会合后到接近苏联的地区去，那时保卫与扩大陕北苏区的观念是没有的。第二，榜罗镇会议（由政治局常委同志参加），改变了俄界会议的决定。因为那时得到了新的材料，知道陕北有这样大的苏区和红军（按：指徐海东和刘子丹部，后与毛部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在陕北瓦窑堡会合）。第三，现在我们应批准榜罗镇会议的改变，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按：不是抗日）。”20 毛部在与陕北红军会合后，仍然坚持苏维埃“国号”，并由毛任苏维埃中央执委会主席，秦邦宪为中华苏维埃国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犹如张国焘所言，“陕北一带是中国历史上造反者和土匪啸聚之所，它的各种条件，象大海中的一个避风港，似乎所有西北方面的造反者，不管他们最初的目的如何，当他们处在逆境的时候，不是南走汉中秦岭巴山山脉，便是北走陕北，以待时机。这主要是地理的形势所使然”。21 毛泽东和它的中共中央最后落脚在陕北，虽为偶然，却也是“为传统所决定”。 另外，张国焘的第四方面军在毛尔盖与毛的中央红军分裂后，却决定“南下”而非北上，自然更非抗日。其部下“忙著作南下的动员工作”，如张国焘在他的回忆中所说，“打到天全庐山吃大米，是我们当时激励战士的口号”。22 由是可知，分裂后不论是毛还是张，他们都根本没有北上抗日之心，却有继续作乱之想。毛部将逃亡终点定在陕北，是因意外地发现陕北尚存红军；张部南下逃亡，更与北上抗日南辕北辙。在中共第五次反围剿失败逃亡整整一年后，中共各路残余红军不仅没有在言词上提出抗日，更没有在行动上进行抗日。其时，如果有人打出了诸如“北上抗日先遣队”一类的旗号，则不过是打着抗日的旗号以逃跑罢了。23 而所谓北上，所谓建立陕北抗日根据地，前者是为南下不成之后的“被逼”，后者自然是弥天大谎。遂足以证明中共“北上抗日是假，失败逃亡是真”。 二 中共乘国难以图存的口号与阴谋 ——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第一、苏俄命令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由来、性质和转变 一、共产国际反法斯统一战线的由来和性质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半期东西方法西斯的兴起，给世界带来了战争的巨大威胁，亦给地跨欧亚两洲的苏联带来了浓重的战争阴影。曾经为了发动世界共产革命，更为了“自保”，而一心要在别国进行“红色颠覆”的苏俄，终于意识到必须改变其对外战略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由是，苏俄乃假手共产国际，改变它一贯命令和要求各国共产党在本国进行造反革命即颠覆的战略，开始要求和命令各国共产党谋求与本国政府建立反对法西斯的“民族统一战线”，以在新的国际形势下继续“保卫苏联”和“武装保卫苏联”。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三日，苏联《真理报》刊登了法国共产党书记多列士的文章：“为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法国共产党”。《真理报》还同时发表了“争取统一战线，反对分裂”等文章，指出“共产党人完全可以同社会民主党领导人进行适当的反法西斯联合行动”。24 中共党史专家则称“苏联《真理报》五月二十三日的文章，实际上是共产国际转向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第一个信号”。25 紧接着共产国际准备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中共领袖王明参加了筹委会。会议通过五项议程的第二项就是“法西斯的进攻以及共产国际在争取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反对法西斯的斗争中的任务”，决定具体讨论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问题。一九三四年六月十四日，联共（布）驻共产国际代表曼努意斯基已在共产国际“七大”筹委会上建议，统一战线的纲领应该“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不是社会主义，而是一个引导群众为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纲领”。26 一九三五年七月一日，季米特若夫就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第二项议程，写信给共产国际执委会，就统一战线问题提出四点意见，其中第三点便是：“共产党不要对统一战线机构采取包办的态度，不要装腔作势地谈论共产党的领导权，而要在实际上实现共产党的领导。”27 由是可知，苏俄在假手共产国际，命令各国共产党在本国谋求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初期，其采取的仍然是，既要建立统一战线，又要试图通过建立统一战线来实现共产党的领导，以使统一战线在实际上成为一个引导群众为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策略及手段。这个指导思想的建立，不仅为中共早期统一战线的谋划奠定了“阳谋”的形式，更为中共后期统一战线的谋略，埋藏下了“阴谋”的方向。 二、共产国际命令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期策略及其形成原因 首先，共产国际命令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前期策略的形成，是基于中共代表团就中共国内革命状况的报告。据中共党史专家称：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为向共产国际和各国党报告中国苏维埃和红军力量的状况作了准备。但是，王明、康生所领导的中共代表团却远不是实事求是的。周和森（高自立）整理材料，写了一篇题为《中国苏维埃的武装力量》的文章。根据周和森所说，中国苏区遍布陕西、甘肃、四川、新疆、云南、贵州、湖南、湖北、广西、广东、江西、福建、安徽、浙江、河南、山西等十六省区的一千三百四十个县，并把全部中共军队分为三个部分：朱德徐向前部（指会合前的一、四方面军）；贺龙萧克部（指二、六军团）；项英部（指南方各省游击队）。这篇文章夸大了红军的力量，说正规军有四十八点五万人，游击队有九十九点五万人。周和森的文章还附有图表和游击区发展示意图。共产国际“七大”刚一开会，周和森的文章就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七月出版的联共（布）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杂志第十四期上。而“中国红军粉碎蒋介石第五、第‘六’次围剿后苏维埃和游击队发展示意图”（单引号为引者所加），则由中共代表团精心绘制，置放于共产国际“七大”的会议大厅内。28 其次，共产国际命令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前期策略的形成，是因为一九三五年夏天，在得知苏俄和共产国际要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之后，以王明为首的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曾赶在共产国际“七大”召开之前，起草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据中共党史专家称：共产国际“七大”进行中，中共代表团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曾译成俄文，送交斯大林和季米特若夫审阅，经同意，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文件注明日期为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所以称为“八一宣言”。 八一宣言一方面慷慨激昂地宣称：“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特再一次郑重宣言：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的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任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动，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另一方面八一宣言又阴险地要“大家起来，冲破日寇蒋贼的万重压迫，勇敢地与苏维埃政府和东北各地抗日政府一起，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以取代正在积极抗日和正在积极准备抗日的中华民国政府。 必须指出的是，一九三五年夏天，中共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不仅早已失败，并且其残部的四处逃亡已历时十个月之久。此时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向共产国际“七大”所作的，完全违背事实与极度作虚弄假的汇报，和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所发布的八一宣言，尤其是这个宣言所宣称的，既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又要颠覆国民政府；既要抗日，又要瓦解国民革命军；更要坚持抗日与反蒋并重，和蓄谋成立以中共苏维埃政府及中共红军为核心的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策略；就在实际上为苏俄和共产国际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原有阴谋基础上，进一步制定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阴谋战略，奠定了至为关键的基础。 事实正是如此。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六日，共产国际“七大”召开之际，共产国际执委皮克即在他的工作报告中说：“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以后，采用苏维埃形式的中国革命是一个突出的事件……只有苏维埃才能使中国保持统一和独立。”为此，当谈到中共在建立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任务时，皮克又指出：“在反对本国资产阶级和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要把苏维埃革命扩展到全中国去。” 一九三五年八月二日，季米特若夫在向共产国际“七大”作“法西斯的进攻和共产国际为工人阶级反法西斯主义的统一而斗争的任务”的报告时，又明确指出：“在中国，那里已经在大片的国土上建立了苏维埃区域和强大的红军。日本帝国主义强盗式的进攻和南京政府的叛变，使中国人民面临民族危亡的危险。这样，中国的苏维埃就强有力地表现出中国民族斗争的反帝力量的统一中心。”然后他便以支持中共统一战线“倡议”的形式（指八一宣言），提出了建立广泛统一战线的问题。后来他还在《中国共产党十五周年纪念》一文中说：“在中共所走过的道路上也有内部困难。它必须征服关门主义者的反抗，他们不了解在当前情况下中国人民求解放的唯一途径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它也必须反对机会主义 —— 投降主义分子，他们想放弃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后来，他的话不仅成为毛泽东以“坚持独立自主”为名，而蓄意推行消极抗战和积极扩张的“合法”借口，亦成为刘少奇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一再坚持“既要反对关门主义、又要反对右倾投降主义”的理论依据。 一九三五年八月七日，中共领袖王明作了“讨论季米特若夫同志报告的发言”。在这个长篇发言中，他说：“我认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苏维埃政府应当发表一项声明，向一切政党、团体、军队、群众组织和著名政治家说明情况，请他们准备参加进去组成一个统一的国防政府。”一九三五年八月八日，苏联《真理报》在报导王明发言时，曾特别地重复王明的话说：“……为挽救我们的祖国和我们的人民同所有的党派进行谈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苏维埃政府提出为祖国解放和独立而建立国民政府和抗日联军。” 由是可知，不论是共国际秉承苏俄的意志，以要求中共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还是中共在八一宣言中激昂慷慨地宣称了他们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决心，由于这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决心，是在一个虚假的辉煌背景上所制造，又浸透着共产国际的阴险谋略，因此，在性质上，第一、它仍然是对于中华民国颠覆的继续。第二、它将是中共欲在统一战线的掩护下，为图存和扩张所能够找到的一个崭新阴谋策略。其后的历史发展，不仅完全证明了这一论断的正确，而且，由于中共阴谋运筹这一策略的成功，竟使得这一借重“民族大义”所制定的阴谋策略，及其种种阴谋行径，为挽救中共的覆亡，甚至是转而推动中国共产革命的胜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三、苏俄命令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前期策略的转变及其原因 由于东西方法西斯势力的日益猖獗对苏联产生了巨大威胁，由于中国的抗日对于苏联具有重大意义，还由于中共在苏俄命令下的叛乱和叛国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由于上述原因正在促使苏俄寻求尽快地改善它与中华民国政府的关系，所以，由共产国际“七大”所制定的，命令中共既要建立和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又要借助建立和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进一步扩张中国苏维埃运动和加紧颠覆中华民国政府的阴谋策略，也就不得不有所改变了。共产国际开始从要求中共执行“反蒋抗日”的统一战线策略，转变为开始要求中共执行“联蒋抗日”的统一战线政策。并且随着形势的发展，而逐渐地将命令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阴谋，转变成了真心要求中共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命令。 这个转变，在莫斯科自然比较容易为王明和中共代表团所接受。更何况，刚刚在共产国际“七大”上大吹特吹了中国苏维埃运动“伟大成就”的中共代表团，又仅仅是在半个月之后，就知道了中共第五次反围剿的彻底失败，和中共残余红军正在四处逃亡的消息呢。诚如中共党史专家们所说，共产国际“七大”闭幕之后，中国工农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以及有关长征和游击战争遭受挫折的消息，传到了共产国际……为此，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才把建立以中共为领袖的“反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变成了建立以“联蒋抗日”，即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诚如王明于一九三五年八月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会议上所说的那样：“仅仅靠红军的力量，还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而从政治趋向的观点来看，还有很大一部分人民还没有脱离其他政权和其他党派的影响，他们今天还不拥护苏维埃，而在其他政党中，国民党在当前则是一个最大和最有影响力的党。”五十年后，王明又在他的《中共五十年》一书中说：“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我发表了‘新形势和新政策’一文……第一次表示了联合蒋介石共同抗日救国的想法。” 第二、莫斯科与中国境内逃亡者们在建立统一战线政策上的政治误区 莫斯科和驻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虽然因为上述原因而改变了共产国际“七大”所制定的阴谋统战策略，将“反蒋抗日”和扩展苏维埃政权及中共军队的阴谋，迅速地改变成了“联蒋抗日”和建立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但是，“由于共产国际‘七大’期间我党驻国际代表团发表‘八一宣言’时，党中央正在长征途中，由于与共产国际电台联系的中断，无法掌握全局形势的发展，和及时了解宣言的具体内容，因而不可能对党的策略方针作出根本转变”。29 所以，时至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中旬，当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成员张浩即林育英，将共产国际要求中共建立反帝民族统一战线的决定带到陕北中共中央时，所带回的仍然是共产国际“七大”所作出的建立“反蒋抗日”统一战线的决定。而由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所改变了的、建立“联蒋抗日”的统一战线策略，却滞留在莫斯科，并由于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电讯联系没有恢复，而造成了阴错阳差之误。 因此，对历经逃亡而刚刚落脚在陕北的中共来说，对在一年多的逃亡中，还从来没有想到要用抗日来作为“救命圈”的中共红军残余来说，共产国际命令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当时给我们的印象，似乎是一夜之间，整个世界都变了”，因为“共产国际指示中共，要中共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向”，以至“我们当时对于这些新消息极为振奋，一致赞成这个新政策”，因为“这在中共的发展上，似乎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因为“现在苏维埃走到穷途末路，非有这个改变不可”。30 于是中共党史专家乃称：林育英回到中共中央后，中共中央便发表了“一一二八”宣言，即“中华苏维埃政府和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该宣言宣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与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特向全国人民宣言：不论任何政治派别，任何社会团体，任何个人类别，只要他们是愿意反蒋者，我们不但愿意同他们订立抗日反蒋的作战协定，而且愿意进一步同他们组织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 中共及其红军终于在日本帝国已经侵略我国四年之后，在历经一年多辗转逃亡，只剩下不足二万人马的窘境中，才在苏联的命令下，第一次喊出了抗日的口号，并从此开始了借抗日以反蒋、借抗日以图存和借抗日以扩张的“中国共产革命”新阶段。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会议，林育英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中共代表团发布八一宣言的经过。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该决议称：“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 —— 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只有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又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论述建立广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指出无产阶级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扩大和巩固红军根据地，“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按：不是向日本侵略者进攻的需要）”。 由是，中共党史专家乃称：经过瓦窑堡会议……中共中央没有接受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的“联蒋抗日”主张，而是坚持了共产国际“七大”和“八一”宣言的立场，主张“反蒋抗日”。莫斯科建立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改变，显然与中共逃亡者们的主张产生了重大政治误区。然而，这个政治误区却为毛泽东和他的中共坚持误了下去。因为，诚如张国焘所说的那样，“抗日这顶大帽子，可以掩护一切。主要是野心家能在这顶大帽子下，实现自私的勾当”。31 第三、苏俄联蒋抗日的明确化和中共反蒋抗日的阴谋运作与发展 由于东西方法西斯势力的愈加猖狂，由于苏俄不得不重新计较自己的利害和得失，“一九三六年夏天……共产国际关于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着重点已经明确地转向了团结蒋介石国民党，以便促使蒋介石政府的对日抗战”（按：蒋介石国民党的对日抗战绝不是由苏俄来促成的）。32 所以，一九三六年六月一日，当中国发生残余军阀打着抗日旗号于两广发动叛变时，六月十日苏联《消息报》就发表了“是烟雾还是挑衅？”的署名文章，谴责中国残余军阀所发动的“两广事变”，说：“事变所打起的抗日旗号，不过是控制国民政府的假面具罢了。” 所以，一九三六年七月，王明又在苏联发表了题为《为独立自由幸福的中国而奋斗》的文章，指出：“有些人用这样的理由来反对红军与南京军队建立反日统一战线，就是他们说：中国共产党不能与旧敌蒋介石建立任何联系……为了反对共同的敌人和强大的敌人，为什么中共不能和蒋介石建立统一战线呢？” 但是，正是在一九三六年夏天，当中共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已通，苏俄对中共建立“联蒋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要求，已经抵达延安之时，以毛泽东为实际领袖的中共却制定了如下的阴谋策略： 一、打起抗日旗号，对外联蒋抗日，对内反蒋抗日 一九三五年五月五日，中共中央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第一次对外“放弃”了“反蒋抗日”的主张，转为“联蒋抗日”。 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五日，即二十天之后，毛泽东却在致阎锡山的信中称：“先生如能与敝方联合一致，抗日反蒋，则敝方同志甚愿与晋军立于共同战线，除此中国人民之共敌”（按：在毛的话里，这个“公敌”仍然是蒋介石而不是日本）。 一九三六年五月三十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关于目前形势和我们陕甘党的任务讨论提纲”提出，要“准备更多抗日的力量和更顺利的条件去反对日本和卖国贼头子蒋介石”。 一九三六年六月十三日，即在两广“六一事变”发生后数日，中共中央又通过了“关于当前政治形势的决议”，认为：“两广事变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民族革命的意义……在目前形势下，抗日战争和反蒋战争是分不开的。”由是可知，中共和毛泽东不仅对两广事变的态度已经与苏俄大相径庭，而且在“反蒋抗日”还是“联蒋抗日”这个根本问题上，更已经是内外有别，即对外搞阳谋和对内搞阴谋了。 二、打着抗日旗号对外逼蒋抗日，实际反蒋抗日 由于中共不能公然违背苏俄及共产国际的命令，所以，毛泽东的中共就对外表示“联蒋抗日”，对内坚持“逼蒋抗日”，实际上还是“反蒋抗日”。然而，蒋的抗日又何须中共来“逼迫”。 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对内发出了“关于今后战略方针”的文件，提出“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抗日与反蒋并提的口号是错误的”。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写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由潘汉年送至南京。该书称：“我们愿意同你们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统一战线，如像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第一次中国大革命是两党间结成反对民族压迫与封建压迫的伟大的统一战线一样。”33 但是，一九三六年九月一日，也就是在上述“致中国国民党书”发出五天之后，中共中央却向全党发出了关于“逼蒋抗日”的指示。这个指示说：“在放弃反蒋抗日的方针之后，党的方针是逼蒋抗日”。方针承认国民党中央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所以，“我们愈能组织南京以外的各派军阀走向抗日，我们愈能实现这一方针。” 这就是说，中共不仅要在抗日的旗号下，实现与地方封建军事势力的联合，而且还要在抗日的名义下，与这些朝附夕叛的残余军阀结成反对蒋介石和中央政府的“统一战线”。不幸的是，这个对中共来说乃是真正的“统一战线”，竟在他们终于寻找到了一个最为合适的对象 —— 军阀张学良以后，被实现了。 三、打着抗日旗号，实行西进扩张，以惨败为告终 因林育英回国时曾带回斯大林的指示，即“莫斯科对中共西进计划的指示”。因该指示“说到川康地区红军打进新疆的计划已经得到斯大林的赞许，斯大林认为如果中共红军能够控制新疆和甘肃河西一带地区，苏联将予以必须的军火供应，并协助训练工作，使成为一支劲旅”，所以，一九三六年十月，当第四方面军与已经改编成为第二方面军的红二、红六军团，辗转抵达兰州以西的会宁，与第一方面军会合之后，中共立即决定成立以第四和第二方面军为主体的西路军，实行西进计划，夺取河西走廊，“……在政治上说来，是增加了我们与张学良在政治上联盟的资本，即红军不局限于陕北的弹丸之地，而且握甘北、甘西一带地区，这不仅可为西安的张学良保障后方，而且可以打通通往苏联的道路”。于是，张国焘又说：“我们开始执行上面所拟定的军事计划……我们这次军事行动的主要口号就是北上抗日。”34 然而历史的事实是，西路军的向西北“进军”，乃与日寇所侵占的祖国东北领土背道而驰。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上旬，西路军一支约二万二千兵力，由徐向前率领从清远渡黄河向西扩张，因遭遇政府军追剿而彻底败亡，仅存七百人，后由徐带领逃入俄境，直至全面抗战爆发后才陆续回到陕北。另一支由张国焘贺龙率领，约一万五千兵力，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中旬夺取了东接陕北的宁夏同心城，因立即遭遇政府军围剿，基本被歼灭。 至此，中共在分途逃亡到川康、陕北之后会合的三大主力，共伍万五千人，仅剩下陕北的不足两万人马了。然而，这两万人马亦在政府军的包围之下，处在朝不保夕之中。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一日，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联张反蒋”的毛泽东，却率领张国焘、周恩来、彭德怀、贺龙、林彪等，以“中国工农红军首领”的名义，致电蒋委员长，要求“停止进攻红军”，“保证一致抗日”。 四、利用民众抗日情绪，策划抗日救亡运动以图存 如前所说，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日本侵占我东三省直到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王明在苏俄承命统一战线策略，发表八一宣言，第一次提出抗日，中共既不抗日，也从来没有为抗日而要求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没有发动过任何“抗日救国或抗日救亡”的运动，没有提出过任何“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要求。如果有，那也只是中共为在内地农村发动和扩大武装叛乱，旨在“武装保卫苏联”，而由中共城市地下组织借抗日的名义煽动年轻学生，以与之里应外合而已，如一九三一年秋冬由中共策划和指挥的捣毁《中央日报》、冲砸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并包围南京国民政府的“学生运动”。但是，一九三五年底，当逃亡陕北的中共中央及其红军残余，在获悉了共产国际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指令以后，为了“图存”，不仅迅速地接过了“抗日”的旗号以自榜，而且立即开始策划“抗日救亡运动”，宣传“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口号，企图借抗日以“图存”。据中共现代史教材称，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之后，“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先策划成立了北平学生联合会，后又与北平学联多次举行秘密会议，经过反复研究，决定以请愿的方式发动和组织一次‘抗日救亡’运动”。35 实际上，则是借喊抗日以救中共之亡的运动。这便是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政治背景。用中共今天的话来说，中共乃是这次“学生运动”的黑手。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八日，中共又策动它的中华全国总工会致书全国工人，号召工人组织起来，声援北平学生抗日救亡运动。企图利用人民的爱国反日情绪，将救中共之亡的运动推向全国。用中共今天的话来说，则是阴谋制造混乱、动乱和暴乱。 一二九运动对中共的历史作用是重大的。用中共史家的话说就是：一二九运动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它有力地宣传了“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主张，进一步推动了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蓬勃开展……一二九运动中的先进青年，后来沿着中国共产党所指引的道路，深入到工厂、特别是深入到农村和革命队伍中去，走上了与工农兵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其中许多人成了中国革命事业中的骨干力量。”36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在为中共窃据的上海文化界，中共地下党乃利用中华民国政府所给予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策划发表了“救国运动宣言”。十二月十七日，中共策划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并完全按照中共口径发表宣言，提出“迅速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停止一切内战，释放一切政治犯”。 一九三六年二月，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表“告国人书”，明确指出“上海爱国救亡运动”是“共产党的阴谋”，并且证据确凿。但是，为中共一手操纵，并享有新闻、言论、结社之充分自由的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竟立即发表“对中宣部告国人书之辩证”，公开攻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诬蔑”。（按：这在一九四九年后直至今天的中国大陆，诚为“不敢想象”。） 一九三六年五月三十一日至六月一日，中共地下党又在上海策划召开“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联络二十余省六十多救亡团体，以所谓公正的姿态，借“成立大会”宣布：“只要抗日，而不帮助任何党派争夺领导权”，实际上却在中华民国国难深重的历史时刻，在国民政府已经领导过淞沪抗战、长城抗战和正在积极准备全面抗战的情形下，为中共乘乱图存，制造了全国性的动乱、混乱甚至是暴乱。后来被证明与中共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所谓上海七君子，实为中共制造这样一场混乱、动乱与暴乱，直至为中共救亡，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对此，他们在“解放后”不仅早已供认不讳，而且炫耀不已（参见“君子”们的各种回忆文章）。 五、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名义下恢复地下组织、再造共产革命 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之后，刘少奇即被派往华北，并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名义下，恢复与主持中共中央华北局，重建和发展中共地下组织，成立形形色色的所谓抗日救国团体，借用“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口号，对政府和军队，尤其是对担负征剿中共红军的西北军和东北军上层进行渗透、拉拢和策反。 一九三六年四月和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刘少奇在中共河北省委内部刊物《火线》上先后发表了“肃清立三路线残余 —— 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与“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原则”等文章。他说：“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已成为我党领导中国革命到胜利之路的中心问题与关键问题；与敌人营垒中可能与我们合作的成份，或者今天还不是我们主要的敌人者，建立暂时的联盟，去反对主要的敌人，是向那些愿意同我们同盟者作必要的让步……”在这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被偷换成作为暂时联盟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而这个革命统一战线的性质，又是为了反对主要的敌人 。而这个主要的敌人，显然不是日寇。 刘少奇还说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提出，是从一九二七年以来，我党在策略上的最大转变……但并不改变革命的性质和革命的任务。”由是可知，这个名为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在实际上，不过是中共要继续实行共产革命而非进行抗日救国的阴谋策略罢了。 他还说：“在统一战线中，共产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都是独立的。同时，一分锺也不能忘记自己的最终目的，一分锺也不能放弃用共产主义精神去教育群众与组织群众的独立工作，一分锺也不能放弃为无产阶级本身利益而斗争。”显然，中共究竟要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来做些什么，刘少奇已经说得再明白不过了。 刘少奇甚至说：“在民族统一战线内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工作，就是不能免的。领导权问题，是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心问题；民族统一战线未形成前，拒绝统一战线的左倾思想，是危险的；统一战线形成后，右倾思想就将逐渐地成为主要危险；中国的无产阶级要在正确的战略和策略指导下，将集中全国所有的革命力量在自己的周围……”在刘少奇看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心问题是领导权问题，而不是抗日的问题，更不是民族存亡的问题。中共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将全国所有的革命力量（ 按：不是抗日力量，或曰仅是打着抗日旗号的革命力量），集中在中共的周围。刘少奇作为中共白区工作模范的历史功绩，正是从这里开始建立；他作为中共领袖的地位，也正是从这里才开始得到中共全党的认同，特别是毛泽东的重视。 据中共现代史称，在刘少奇赴津恢复中共中央北方局不数月后，已经联系到的脱党者和新发展者，已达五千人。37 由于中华民国政府给了民众新闻、言论和集会、结社的很大自由，一九三六年春，中共北方局发动北平学生与少数上层知识分子，成立了由中共掌握的“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进一步掀起了华北“抗日救亡”的高潮；一九三六年二月，中共于华北策划成立了“革命青年团体”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以作为中共的外围组织，意在求解放，而非求抗日；一九三六年四月，中共策动“北平学联”改名为“北平学生救国联合会”。五月，又在上海策划成立了“全国学生救国会”。学潮遂由此而叠起，中共地下组织亦由此而得以扩展。一场完全是为了救中共而非救中国的“抗日救亡”运动，开始横行在国难深重的祖国大地上，并由是而制造了极大的和连续的混乱、动乱及暴乱。 一九三六年春夏之间，中共北方局通过各种关系派出干部到宋哲元、阎锡山、张学良与杨虎城的军队中，接洽联系中上层军官，离间他们与中华民国政府及蒋介石的关系，以所谓“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名义，劝阻他们不要“进攻”红军，直至策反他们以抗日的名义来对抗中央政府和蒋介石。一场联张反蒋“抗日”的阴谋，从此紧锣密鼓地开始了运作；一场罔顾中华民族危亡的阴谋武装政变，就要被搬上历史舞台。 六、决策联张反蒋“抗日”，策动西安武装政变以图存 诚如张国焘在他的回忆中所说，“陕北同志推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之初，所找到的对象不是蒋介石，而是张学良。因此，中共的政策也就随着这一事实而有所变化。”38 换句话说就是，“原来的联蒋抗日政策，变成了联张反蒋抗日”。39 虽然张国焘认为，张学良原来在他们的眼中是比蒋介石还要坏的反动派。这是因为刚落脚陕北的毛泽东，看到了张学良与日本有杀父之仇，看到了东北军失土恋家的心态，看到了张学良作为一个不抵抗将军所承受的巨大压力，看到了一位少年军阀的幼稚和野心，更看到了他为了以西北为根据地与蒋介石对抗，虽不重视红军，却重视中共与苏联的关系。40 当然，中共领袖们更加看到了的，乃是张学良志大、位尊却又才疏学浅、毫无经验的公子哥儿性格（参见上卷第六章兼论）。于是，“与西安的电报往来完全由毛泽东处理，他每次接到西安来电，就邀我们去谈论一番。这些电报有些是关于蒋要在西安举行剿匪会议，指示剿匪机宜，有些是关于西安和其它地区抗日运动的发展情形，我们便据此谋求对策。我们回给张学良的电报，则都是毛泽东的精心杰作，字里行间极尽打气之能事”。41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发，毛泽东立即说：“这件事，我们应该站在后面，让张学良去打头阵。”42 而“我们这些中共中央负责人，没有一个想到西安事变可以和平解决。……有的人主张把蒋杀了，以绝后患；有的人主张将他严密拘禁起来，作为人质，逼南京抗日，并形成西安的军事优势”。43 此后，“西安的电报雪片般飞来，多数是报告拘留蒋氏的经过，以及南京方面的反应……张学良的来电对如何处理蒋的问题，颇表踌躇；对南京的军事压力，也颇有顾虑。毛泽东聚精会神地在那里草拟电报，不是独尊张学良为‘全国抗日领袖’，便是赞扬他‘一举手便扭转乾坤’。他的电文在说到严密看守蒋时有这么一段：‘我公顾虑周详，枭雄自难漏网；但诚恐有万一之失……诚如来电所云，蒋某确系卖国独夫，理应付之国法，弟等极力赞成由人民公审……’”。“毛说他所草拟的电报，处处给张学良暗示，要他坚决对付蒋，但在文字上不能赤裸裸地说出来，否则将来要留下痕迹的……”。毛“微笑着安慰朱德说，我和你的意见并无不同之处，不同的只是方法；我已着力暗示张学良应该如何做，但这‘杀’字不好由我们口里说出来”。44 “我们致莫斯科的电报是毛泽东起草的，除报告西安事变真相外，并指出这是根据张、杨、共三角联盟抗日反蒋的协议而发生的，中共中央已积极推动张、杨坚决与蒋分裂。”45 然而，“幸好莫斯科的回电于十三日晚间到达了……第一段，肯定西安事变是日本阴谋所制造；并说明张学良左右和他的部队里，暗藏着一些日本间谍，利用张的野心，甚至利用抗日的口号，制造中国的混乱，我们若听任其发展下去，中国将出现长期内战，抗日力量，因之完全丧失，日本便可坐享其利。苏联绝不会为这种阴谋所利用，更不会给予如何支援；相反的，现已明白表示反对态度。第二段指出中国目前所急需的，是一个全国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此，最重要的是团结和合作，而不是分裂和内战；并说明张学良不能领导抗日，蒋介石如能回心转意，倒是能领导抗日的唯一人物。第三段指示中共应争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利用这一时机与蒋介石做友善的商谈，促使其赞成抗日；并在有利的和平解决的基础上，自动将其释放”。46 “斯大林电报到后，毛泽东……踱来踱去……曾很急躁地表示：‘反了，天翻地覆了，从前我们向张、杨那么说，现在又要反过来这么说，张杨不会说我们反复无常吗？’”47 应该说，张国焘在他的《回忆录》里，确已把中共策动西安事变的真相，栩栩如生地描绘了出来，这也是中共联张逼蒋，并终于“逼”出西安事变的第一手证词。但如果有人不相信中共“叛徒”张国焘的话，那末，其它的相关文件和资料，特别是在大陆出版的中共党史研究著作，已有力地佐证了张的话不是谎言。 其一、据中共党史专家称：“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变发生当天，中央给在华北工作的刘少奇的电报中，明确指出要拥护张、杨的革命行动。”十二月十九日（即在接到莫斯科指示以后），“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虽然批评张、杨“多少采取了军事阴谋的方式，把南京置于西安的对立地位”，但总的还是肯定“西安事变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代表要求停止剿共、停止一切内战并接受了共产党抗日主张的结果”。48 其二、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四日苏联《真理报》发表了长篇社论《中国发生事变》。该文称：“陕西省发生了举世瞩目的重大事件。据各国通讯社所发自中国的不完整的消息称，驻陕西省的张学良部队发动了反对南京中央政府的兵变并将政府首脑蒋介石将军扣作人质……毫无疑问，张学良部队举行兵变的原因，应当从不惜利用一切手段帮助日本帝国主义推行奴役中国事业的那些亲日分子的阴谋活动中去寻找……”斯大林显然因为不了解西安事变乃为中共“联张反蒋”的阴谋所策动，所以，《真理报》才会讲出如此激烈的言词来。 其三、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向中共中央发出了由总书记季米特若夫签署的电报，称：“……张学良的行动无论其动机如何，客观上只能有损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力量的团结，并鼓励日本的侵略。” 其四、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苏联《真理报》报导说：“西安事变发生之初，当时世界报刊均认为，事变正中日本下怀。波兰《信使晨报》甚至指出，蒋介石被扣留的消息在日本关东军中引起一片欢腾……” 必须指出的是，中国共产党“联张反蒋”策略的成功，虽然一手策动了罔顾民族危亡的阴谋武装政变 —— 西安事变，但因全中国各派政治力量和全国人民的愤怒指斥，全世界舆论的共同反对，主要是他们的“工人阶级祖国”的需要和“共产国际”的指示，他们才在斯大林的命令下，将自己打扮成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调停者”，实际上则是“解铃还得系铃人”，从而由中共一手导演了一出以卖国和“爱国”同为主题的新编现代历史剧。虽然这出新编现代历史剧在现实中以大团圆的局面收场，导演者不仅掩饰了罪孽，而且变成了和平的使者，但却把它悲惨的结局留给了后来的历史，留给了它苦难的中国大陆人民。 三 中共乘国难以“扩张”的口号与阴谋 ——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西安事变不仅为中共的“图存”带来了希望，而且为它乘国难以扩张制造了机遇。而这一切都得力于苏俄为它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毛泽东利用这个统一战线以进行阴谋策化所获得的成功。 第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共“暂时妥协”和“积极让步”的总策略 一、暂时的妥协及其手段 中共所谓暂时的妥协，在实际上就是虚假的妥协，是为了在取得合法地位以后实行阴谋扩张所必须作出的让步，藉此以欺骗国民党、国民政府和全国民众。 中共实行暂时妥协的第一手段，就是在高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提下，两次向国民党提出“四项保证”。第一次是在一九三七年三月十五日向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其内容为：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今日中国之必须，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二、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三、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我军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 同日，中共还在延安向全国广播称：“关于阶级斗争问题，中国共产党屡次宣言，本党当前的工作是为民族团结一致而奋斗，和实现民族联合阵线以抵抗侵略。为了这个目的，共产党曾叠次声明停止阶级斗争。而且中国共产党曾自动宣布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这一切证明本党为集中力量完成民族解放的伟大使命，现在并不提倡阶级斗争。” 第二次是在“七七事变”之后，即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五日，中共又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向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作出了内容完全一样的“四项保证”，并且宣称：“本党这种光明磊落、大公无私与委曲求全的态度，早已向全国同胞明白表示出来，并且已获得同胞们的赞许。现在为求得国民党的精诚团结，巩固全国的和平统一，实现抗日的民族斗争，我们准备把这些诺言在形式上尚未实行的部分……立即实行，以便用统一团结的全国力量，抵抗外敌的侵略”云云。 中共实行暂时妥协的第二手段，则是对外高喊抗日和标榜抗日。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五日，在中共发表上述宣言的同时，朱德在延安发表了“实行对日抗战”的讲演，称：“红军没有任何地盘的野心，没有任何权利的狂欲。他的职志是抗日救国……他愿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服从中央政府的指挥，以便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无阻碍无隔阂地实现全国上下一致的对日抗战……芦沟桥的炮声响了，红军已做好了随时出发的准备。听从着中央政府的命令……无条件地听从这个总指挥部的指挥……” 中共实行暂时妥协的第三手段，是对外持续高喊建立真正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就在他对外发表的“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中声称：“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的长城。执行抗战的方针和上述各项政策，依靠这个联合阵线。中心关键是在国共两党的合作。”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中共当时的主要负责人张闻天亦公开发表文章称：“两党的领导者……要能够善于在抗日高于一切、一切为了抗日的基本原则下，用互相谅解、互相让步的方法，求得不同意见的合理解决。”49 中共实行暂时妥协的第四手段，是承认并拥护国民党蒋介石和中华民国政府，是全中国人民抗战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真正领导者。同样是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这篇文章中，毛泽东曾“真诚地”并且是“宣誓式地”写道：“全国军队包括红军在内，拥护蒋介石先生的宣言，反对妥协退让、实行坚决抗战……共产党人要一心一德、忠实执行自己的宣言，同时坚决拥护蒋介石先生的宣言……”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张闻天也公开发表文章称：“关于目前抗日战争中，蒋介石先生所领导的国民党已经处在领导的地位，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我们应该向国民党同志声明，我们是竭诚拥护现在蒋先生领导下的国民政府的……这是全中国人民自己的政府，也是我们共产党人的中央政府……”50 一九三八年十月，在中共“六大”上，毛泽东仍在他对外公开的“新阶段”报告中称：“抗日战争的进行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成中，国民党居于领导和基干的地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以国共两党为基础，而两党中以国民党为第一大党，抗战的发动和坚持，离开国民党是不能设想的。”同月，中共在对外发表的“中华民族的当前紧接任务”第二条中又称：“诚心诚意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拥护国共两党及一切抗日党派的亲密合作，反对一切分裂企图，反对任何汉奸傀儡政府。” 中共实行暂时妥协的第五手段，是对外热情歌颂国民党、蒋介石领导和坚持抗战，赞扬国民党的革命历史与民主建国成就，“保证并决心”与国民党一起建设一个三民主义的新中国 —— 中华民国。 其一、全面抗战爆发后，特别是在全面抗战的前期，中共曾一再地歌颂国民党和蒋介石领导抗战。甚至在它的不抗战、假抗战和真扩张已经被揭露出来，并造成抗战阵营内部的冲突时，中共仍然因为在力量上尚嫌不足，而继续歌颂国民党和蒋介石所领导的抗战。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九日即武汉会战期间，毛泽东仍致函蒋介石委员长称：“先生领导全民进行空前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凡我国民无不景仰……敌虽凶顽，终必失败。”时至一九四二年七月七日抗战五周年纪念日，皖南事变已经发生之后，中共仍然对外发表宣言称：“全国军民必须一致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战。” 其二、一九三八年十月，毛泽东曾在他公开发表的“新阶段”报告中赞扬国民党说：“国民党有他光荣的历史，主要是推翻满清，建立民国，反对袁世凯，建立过‘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举行了民国十五、六年的大革命，今天又在领导着伟大的抗日战争。它有三民主义的历史传统，有孙中山先生、蒋介石先生前后两个伟大的领袖，有广大的爱国的党员。所有这些，都是国人不可忽视的，这些都是中国历史发展的结果……十五个月来，全国各个抗日党派都有进步，国民党的进步也是显著的。它召集了临时代表大会，发布了抗战建国纲领，召集了国民参政会，开始组织了三民主义青年团，承认了各党各派合法存在与共同抗日建国，实行了某种程度的民主权力，军事上与政治机构上的某些改革，外交政策的适合抗日政策等等，都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件……可以预断，国民党的前途是光明的。”由是，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并对外公开的政治决议案乃称：“全国政治制度正在逐步地民主化。” 其三、显然，要与国民党一起建设一个三民主义的中华民国，就必须承认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早在一九三七年五月，当中共在延安召开临时代表大会时，就公开地通过了“坚决实行三民主义提纲”，并将之“对外公布”。该提纲称：“我们不但不拒绝三民主义，而且愿意坚决实行三民主义，而且要求国民党同我们一道实行三民主义，而且号召全国人民实行三民主义，使国民党、共产党、全国人民，共同一致为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这三大目标而奋斗。”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张闻天也在他公开发表的文章中宣称：“我们共产党人不但愿意在抗日问题上，在实现孙中山的民族主义问题上，同国民党合作，而且愿意在实现孙中山的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上也愿意同国民党合作，我们愿意同国民党共同建立民族独立、民权自由与民生幸福的民主共和国。”51 中共对外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还宣誓曰：为了“为三民主义的新中华民国而奋斗”，中国共产党愿意再一次正式宣布“中国共产党对于拥护三民主义、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的诚心诚意”。毛泽东亦在他公开发表的“新阶段”报告中说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三民主义为政治基础，不但是合作抗日的基础，而且是合作建国的基础。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将引导这个合作到争取民族解放，其民权主义将引导这个合作到彻底的建立民主国家，其民生主义则更可能引导这个合作到很长的时间。三民主义的政治纲领和政治思想，保证着统一战线的长期性。” 二、积极的让步及其手段 如果说，中共所谓暂时的妥协，实际上乃是虚假的妥协，那末，毛泽东所谓的积极的让步，便在实际上和本质上对他们所谓的暂时妥协，作了最为贴切的解释。为了解释“积极的让步”的正确性，毛泽东早在一九三八年就对他的党人作了这样的“科学说明”：“‘有所不为而后有所为’……‘为了更好的一跃而后退’，正是列宁主义。把让步看作纯消极的东西，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所许可的……我们的让步、退守、防御或停顿，不论是向同盟者或向敌人，都是当作整个革命政策的一部分看的，是当作曲线运动的一个片断看的，一句话，是积极的。”52 显然，毛泽东在这里真正想说的是，中共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目的，只不过是为了他们的“革命”而让步，而不是为了抗日而让步。 中共实行积极让步的第一手段，便是“既联合、又斗争”的“革命的两面政策”。当全面抗战爆发，中共正在高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际，毛泽东就已经提出了这一“斗争”策略。不是针对日本，而是针对正在抗战的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毛泽东说：“现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既不是一切联合否定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53 对此，张国焘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毛泽东的所谓既联合、又斗争，无非是“假联合、真斗争”罢了。54 但是，毛泽东却对这一“假联合和真斗争”，作了“科学”的解释。他说：“所谓联合，就是同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所谓斗争，在同资产阶级联合时，就是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和平’的‘不流血’的斗争；而在被迫着同资产阶级分裂时，就转变为武装斗争。如果我们党不知道在一定时期中同资产阶级联合，党就不能前进，革命就不能发展；如果我们党不知道在联合资产阶级时又同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严肃的‘和平斗争’，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就会瓦解，革命就会失败；又如果我们党在被迫着同资产阶级分裂时不同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严肃的武装斗争，同样党也就会瓦解，革命也就会失败。” 这是一九三九年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写下的一段话。在这里，毛泽东一是十分明确地说明了所谓联合，仍然是斗争，只不过是和平的与不流血的斗争；二是毫不隐诲地指出，当“被迫”分裂而不能联合，即不能进行和平的与不流血的斗争时，中共就要进行武装斗争。而不论是和平的斗争还是武装的斗争，都不是抗日斗争，而是革命斗争，都不是针对日寇而斗，都是针对资产阶级，即正在浴血抗战的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而斗。应该说，这里岂但连一点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气味都没有了，甚至连一点抗日的气味也没有了。相反，它使人们闻到的，却已经是内战的火药味。因为，正是在抗战刚刚走向最为艰难的相持阶段时，毛泽东和他的中国共产党就已经将在国难中打内战的理论准备好了。 中共实行积极让步的第二手段，是一再地对内强调，要“争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首先，早在西安事变还没有发生前，刘少奇在他论述苏俄为中共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就已经一再地对内指出过一分钟也不能忘记争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权的话（参见上文）。其次，一九三七年五月在中共于延安召开的“苏区”党代表会议上，毛泽东即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报告中，强调要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性，并尖锐地指出：“使无产阶级跟随资产阶级呢，还是使资产阶级跟随无产阶级呢？这个中国革命的领导权问题，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按：在这里仍然是革命而非抗日）再就是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当毛泽东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上海太原失守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时，毛又一次对内坚决地说道：“在统一战线中，是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呢，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呢？是国民党吸引共产党呢，还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呢？……必须尖锐地提出谁领导谁的问题，必须坚决地反对投降主义。”（按：毛在这里所提到的投降主义是指投降国民党，不是指投降日本）此后，在抗战的漫长岁月里，毛泽东和他的中国共产党都一直把争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问题，当作一个极其重大的问题来对待，甚至当作党内的严重路线斗争来处理。难道毛和他的中共当真就忘记了，他们曾一再地承认过，唯有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先生才是全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者吗（如果在事实上确实存在着这样一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话）？当然没有。但是，毛泽东之所以如此强调并要争夺这一“领导权”的原因是： 其一、对外高喊服从和拥护国民党、蒋介石领导抗战，承认国民党和蒋介石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当然领导，不过是中共阴阳两面政策的“阳面”，并且是为了实行“阴面”图存和扩张的需要。 其二、显然，抗日并不是用服从、拥护等等大话就能敷衍得过去的。当敌人真的打到山西之后，当中共红军已经接到了被派赴山西前线抗日的命令之后，中共就立即面临着“服从和拥护国民政府和最高统帅部领导”究竟是真还是假的大问题，就面临着究竟是真抗战还是假抗战的大问题。彼时，毛泽东就使出了这样一把“刹手锏”，对内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里面还存在着一个“谁领导谁”的问题，即“是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的问题。也就是说，如果你服从了国民党的命令开赴前线真抗日，你就是服从了资产阶级，就将无产阶级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拱手让给了资产阶级。显然，这对于那些也想走上抗日前线的某些有爱国心的中共将领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紧箍咒”（参见下文）。 其三、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就是只有对内坚持宣称要夺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才能够既坚持中共对八路军和新四军的“绝对领导权”（毛泽东语），才能够在八路军深入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时，保证在敌后建立的政权，乃是中共独裁政权，具有中华民国分裂政权的性质。这才是问题的真正要害所在，才是毛泽东所谓革命成败而不是抗日成败的关键所指。一句话，如同中共党史专家所说，“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是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心问题，也是革命取得胜利的关键”，55 而不是抗日取得胜利的关键。 中共实行积极让步的第三手段，就是坚持所谓“独立自主原则”。一九三七年八月，毛泽东在对内发出的“关于红军作战原则的指示”中（参见下文），就已经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原则和内容。嗣后，自洛川会议始，他一直坚持要推行他的“独立自主原则”，不仅形成了理论，并且获得了成功。一九三八年十月，毛泽东在他的“民族战争中的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曾指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危险，在于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中，牺牲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把无产阶级为了反对共同敌人而与其他阶级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曲解成为使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成为资产阶级的尾巴。”不久，毛泽东又在他的“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一文中指出：“总之，我们一定不要破裂统一战线，但又决不可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因此不应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如果解释为一切服从蒋介石和阎锡山，那也是错误的。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后来，当毛泽东在总结他和王明“投降主义路线”分歧和斗争的根本要害时，就曾明确地将“是要独立自主、还是不要独立自主”当成了他的正确路线和王明的错误路线的分水岭（详见下节）。 自然，毛泽东的所谓既统一、又独立，如果套用张国焘的话来说，亦无非是“假统一、真独立”罢了。 自然，当毛泽东已经能够公开地说出这样的话时，那也是因为他已经能够说得起这样的话了。因为，一九三八年十一月，虽然还不是毛泽东敢于“破裂”统一战线之时（因为一旦“破裂”，中共仍有翻船的危险），却已经是毛泽东对内的独立自主策略，在敌后扩张方面颇有斩获之日了。 自然，毛泽东又绝不仅仅是只要坚持空泛的“独立自主”的。他还有坚持“独立自主”的具体原则。这些具体原则就是：一、八路军和新四军要坚持不打大仗、硬仗和运动战，要把群众工作当作中心任务。二、八路军和新四军只能坚持敌后山地游击“战”（后来则指示八路军、尤其是新四军要发展敌后平原地区的游击“战”），其主要任务乃是求得在敌后的发展和扩张。三、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根本任务，就是建立敌后由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即分裂中华民国的中共农村独裁政权（详见本卷第四章）。 应该说，所谓独立自主原则不过是毛泽东对外高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阳谋背后的阴谋。然而，正是这个阴谋的确定和推行，才使得中共的所谓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了一篇彻头彻尾的假话；也正是这个阴谋的成功实现，才使得中共在国难当头的日子里，因不抗日和假抗日，而能真发展和真扩张，从而夺取了地盘，壮大了力量，并为战后发动那一场内战“打好了重要基础，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诚如中共党史专家们所总结的那样，“独立自主是发展和壮大无产阶级力量的一个手段。”56 中共实行积极让步的第四手段，就是在全中国军队（除中共以外）浴血抗战的艰难岁月里，将他们在十年武装叛乱叛国中所决心要完成的三大任务 —— 发动武装暴动、煽动土地革命和建立俄属苏维埃政权，改名为武装斗争，农民战争和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实际上就是要借用抗战所给他们带来的大好历史条件，在高喊抗日和高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幌子下，将他们在十年叛乱叛国中所坚持的目标，改头换面地予以合法化和大发展（详见本卷第四章）。 中共实行积极让步的第五手段，就是视其自身力量的变化和扩张的成就，来调整他们积极让步的程度。“七七”之后，中共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实行独立自主的策略，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提出阶段，从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五日毛泽东向党内发出“关于红军作战原则的指示”，到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王明从苏联归来提出“要真统战抗日”之前。这个阶段是毛泽东在党内提出并坚持要求党的高级干部，尤其是一些抗日心切的高级将领，在思想上、特别是在行动上能够贯彻执行“独立自主原则”的时期。由于毛泽东坚持做“过细”的思想工作，其目的基本达到（详见本卷第四章）。第二阶段是确立阶段，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王明自苏联归来，到一九三八年十月中共召开六届六中全会。在本阶段，虽然因为王明带回了斯大林要求中共真统战抗日的指示，并因为王明的坚持而在党内引起了要不要真统战抗日和要不要独立自主的争论，但由于“毛泽东高超的领导艺术”（中共党史专家语），和中共在敌后实行扩张的初步成功，而终于使得对外高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对内实行不抗日、假抗日的独立自主策略，基本上得到了全党的认同。毛泽东更是以此为转折点，将假抗日和假统战的独立自主路线，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际上确立和发展起来了。第三阶段，因中共力量的进一步扩张，而使假抗日和真扩张的独立自主策略，逐步从阴谋走向了“阳谋”。中共为了阴谋扩张而终于敢明目张胆地“专打友军和不打敌军”了，甚至在被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发觉后，中共已敢反咬一口，并公然宣称要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了。在本阶段，因实力的增强和地盘的扩大，再加上国民党为对日抗战而无法重开围剿，中共才日渐表现出有恃无恐与“你奈我何”的姿态。毛泽东于此一时期对党内所做的指示，还有他写下的“光辉著作”，如“共产党员发刊词”、“目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论政策”和“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等，均表现了与前两个阶段完全不同的口气和神气，已敢于“言所欲言和为所欲为”：什么抗战，什么救国，什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全然不在他的话下，满纸上所写的竟公然是革命的武装斗争和革命的统一战线，而不是抗日和抗日的统一战线了（参见下文）。 第二、对外高喊抗日统一战线、对内推行革命统一战线以加速赤化运动 应该说，一九三八年十月至十一月间，乃是中共对外持续高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却对内发动和推行“革命统一战线”的真正起点。因为，在中共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巩固了权力的毛泽东已从此放开了他“坚持革命而不是坚持抗日”的胆量。同时，中共的假抗日和真扩张，至此已不再是毛泽东一人之所为，而是中共一党之所为。这是因为毛泽东的阴谋扩张路线使中共党人尝到了甜头。当然，如前所说，这自然为中共集团的整体素质所决定。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即在政府军艰苦的武汉会战期间，毛泽东终于借谈“抗日战争和战略问题”，而开始大谈起“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来了。毛泽东说：“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在这里，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领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中国革命战争在其历史进程的各个时期中有不相同的内容。然而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都是革命战争，都表示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57 在这里，已经没有一言一语以谈抗日。相反，“抗日”已经被公然地换成了“革命”，“抗日战争”已经被换成了“革命战争”，换成了“武装夺取政权”，换成了“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而毛泽东笔下的武装斗争所指，已决不是正在屠杀我们同胞的日本侵略者，而是那个正在艰苦抗日的国民党“友军”。至于毛泽东要运用农村包围城市的办法，即发动农民战争的方法，就更不是要打击日本侵略者，而是要夺取那个正在艰难抗日的国民党政权了。一年之后，即一九三九年十月，毛泽东在为《共产党人》所写的发刊词中，又全面地论述了中共应如何在抗日战争中进行“革命发展”的重大问题，即党的建设、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问题。这就是中共党人在后来所说的“革命的三大法宝”。可惜的是，这三大法宝，竟没有一件法宝是用来对付日本侵略者的。 同时，为了在党内将“抗统”转变为“革统”，更为了将“革统”从党内“统”到党外，毛泽东乃开宗明义地说道：“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迫切地需要建设这样一个党，建设这样一个党的主客观条件也已经大体具备，这件伟大的工程也正在进行之中。”而这个工程就是要“建设一个在全国范围内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因为“党更加布尔什维克化，党就能，党也才能更正确地处理党的政治路线，更正确地处理关于统一战线问题和武装斗争问题”。58 两个月后，毛泽东已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明确地转换成了“革命统一战线”。他在大谈知识分子的问题时，已经指出：“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59 一九四零年三月，毛泽东又在“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党内指示中，将如何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号下，发展中共“革命统一战线”的手段和内容予以了明确说明。他说：“必须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发展进步势力，就是发展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力量，就是放手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就是广泛地创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就是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到全国，就是发展全国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儿童等等的民众运动，就是争取全国的知识分子，就是扩大争民主的宪政运动到广大的人民中间……争取中间势力，就是争取中等资产阶级，争取开明绅士，争取地方实力派……地方实力派，包括有地盘的实力派和无地盘的杂牌军……” 这就是毛泽东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外壳之下，所要建立的中共“革命统一战线”。其目的，自然不是为了抗日，而是为了“革命”，是为了在抗日的旗号下，继续和扩张“赤化”运动。这无疑是对中共两度“四项保证”的公然背叛和彻底背叛。 必须指出的是，毛泽东和他的中共并不是在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已经发展到相持阶段，才开始在“抗统”的旗号下建立“革统”的。实际上，在中共首次提出“四项保证”，特别是在“七七事变”发生、中共再度提出“四项保证”之始，中共就已经阴险地在做着“要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转变为革命统一战线”的准备了（详见下章）。 第三、抗统与革统的理论基础 ——“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的一致性”理论 一、虚假的抗统和真实的革统需要有理论的支撑 毛泽东除掉在对外高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始，就已经对内提出过，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究竟是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的“大道理”，以压迫和说服那些想对日寇打大仗和硬仗的中共将领以外，当毛泽东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的“阴阳两谋”，已经对中共的图存与扩张产生了初步的效果以后，当国民党、蒋介石所领导的卫国战争在经过一年多的浴血奋战，日本狂图三月亡华的速决论已经破产之际，如果毛泽东和他的中共必须趁抗日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以进行更大的“革命”扩张，他就必须拿出理论来说服他的全体党人，以实现对外高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对内建立共产革命统一战线的“统一”。即为他在虚假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下建立中共一党的“革命”统一战线，奠定理论基础。 二、“阶级斗争可以调节的理论”与“一致性理论” 在对毛泽东来说具有转折意义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首先提出了“阶级斗争是可以调节的”理论。他说：“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是一个事实，有些人否认这种事实，否认阶级斗争的存在，这是错误的。企图否认阶级斗争存在的理论是完全错误的理论。我们不是否认它，而是调节它。”60 这样一来，由于阶级斗争不仅存在，而且可以“调节”，因此如何停止和发动阶级斗争，与如何缩小和扩大阶级斗争，就不仅完全掌握在毛泽东和他的中共手里，而且完全可以按照毛泽东和中共的需要，来任意进行“调节”了。 由是，毛泽东又说道：“在民族斗争中，阶级斗争是以民族斗争的形式出现的，这种形式表现了两者的一致性。一方面，阶级的政治经济要求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以不破裂合作为条件；又一方面，阶级斗争的要求都应以民族斗争的需要为出发点。这样便把统一战线的统一性和独立性，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一致起来了。”61 毛泽东终于找到了建立虚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建立真实革命统一战线的结合点。因为即便是民族斗争，也是阶级斗争，它只不过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因此，中共坚持阶级斗争就没有错。同时，阶级斗争的民族斗争这种形式，又表现了阶级斗争双方在民族斗争中的一致性。所以，当中共图存、甚至是扩张的政治经济要求需要不破裂的阶级合作时，中共便可以对外高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当中共图存的目的已经达到，甚至是扩张的力量已经足够到不怕阶级合作的破裂时，中共便可以为了扩张和夺权而连友党也敢反，友军也敢打，直至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也不用喊了。因为，阶级斗争是由中共根据自身的需要来进行调节的。 历史的事实是，为了充分地利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了在“抗统”的幌子下建立旨在夺权扩张的“革统”，当中华民国在长期艰苦抗战中已经日见其弱，中共却因不抗日和假抗日，真扩张和真卖国而日见其强时，毛泽东也就愈来愈张狂地对他的党人说道：“还有更多的同志不了解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一致性，不了解统一战线政策和阶级政策，从而不了解统一战线教育和阶级教育的一致性。……统一战线政策就是阶级政策，二者不可分割，这一点不清楚，很多问题是弄不清楚的”。62 至此，毛泽东终于摊开了他的底牌：统一战线就是阶级斗争，统一战线政策就是阶级斗争的政策。这就等于是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是中共进行阶级斗争的统一战线。因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目的，不过是为了对抗战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进行阶级斗争罢了。而对这个阶级斗争进行调节的权力，便掌握在毛泽东和他的中国共产党手中。中国人民长期、艰苦和牺牲惨烈的伟大卫国战争，就是这样地被毛泽东和他的中共当成了夺权、扩张和斗争以及再度发动中国共产革命的时机和条件。 第四、中共双重统战获得成功的原因及其对扩张、夺权、打天下的意义 一、中共双重统战成功的原因 就中共一方而言：其一、是打着抗日旗号进行欺骗的成功和打着抗日旗号以进行招兵买马的成功。其二、是打着抗日旗号以发动农民战争和建立农村独裁政权的成功。其三、是中共用高喊抗日和高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诱引知识分子，主要是一批在战争年代虽失意、失路，却满怀报国热情的小知识分子们参加共产革命统一战线的成功。其四、是中共在整个抗战期间，持续使用“革命两面政策”，因假抗日和不抗日而没有遭遇战争创伤，却反而“不战而创强”的成功。其五、是中共将正规军的全部力量都用来做“发动群众”工作和建立敌后分裂政权的成功。其六、是中共在“阴面”而非“阳面”，因而能够玩尽阴谋手段所造就的成功。其七、是中共在一个相当民主的政治条件下，作为一个合法的在野党，而能够在相当程度上争取不明真相之社会力量和不明真相之国际力量的同情，甚至能够联合和联络所有反对党派以“乘乱争民主、闹自由”的成功。其八、是中共能够将对外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暗渡陈仓为对内的共产革命统一战线的成功。 就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一方而论：其一、是中华民国政府对中共“输诚”的措置不当。具体言之，就是当中共在西安事变之后主动向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提出“四项保证”时，执政的国民党由于与中共有过所谓合作的经历和教训，因此，一方面应对中共惯用的阴阳两面政策有相当的警惕，不能予以轻信；一方面则在接受中共“输诚”的政策上，决不应该为他留下一个“独统”的陕甘宁政权和晋察冀政权，更不应该在中共的红军被改编为政府军之后，又在接受最高统帅部指挥的名义下，由中共和毛泽东享有独立指挥和绝对指挥其军队的权力。这在实际上就等于是在全民抗战之中，为中共留下了一个可以完全不听指挥和绝对独立自主的条件，从而为中共使用阴阳两谋的策略创造了机遇。 其二、是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先生，因肩负着抗日的重任和保护人民的责任，于民族大义之下，不得不对中共一再地采取让步的结果。并且，在让步既不能使中共自省，又不能禁止中共的假抗日和真扩张时，却不敢“大义灭共”，而只是软弱地采取所谓“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等予以限制，一则限制不了，二则只会引起反弹，三则反而授中共统战其他合法党派反对正在领导抗日的执政党以口舌。 其三、是执政的中国国民党没有接受北伐前后中共在苏俄的指使和命令下，对国民党采取“挖心战术”的严重历史教训所致。在中共以高喊团结抗战和运用所谓四项保证向政府“输诚”之后，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居然重新予共产党在后方大城市、甚至是陪都重庆宣传共产革命、共产思想及共产文化的自由，重新予共产党办报、办书店和设办事处的自由，重新予共产党借抗日为诱饵以对国民党进行渗透的自由。直至为共产党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暗渡陈仓为共产革命统一战线，和中共在国民党、国民政府和抗日的国民党军队里面发展共产党的秘密组织，提供了连共产党也想象不到的“大好政治条件”。却完全没有想到，在延安和中共统治的所有地方，即所谓的中共抗日根据地，却绝没有宣传三民主义的自由，绝没有中国国民党发展的自由，绝没有中华民国政府行使其权力的自由。相反，在延安长达四年半的整风运动中，在中共所领导的所谓抗日根据地中，却一直是在长期地和随时随地地“深挖”着国民党特务。仅延安一地就在整风中挖出了数千名所谓国民党特务，并因此而制造了无数的冤假错案，直至枉杀了无数条性命。而中共在国民党、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中招降纳叛、收买挖心和暗结蛛网的种种做法，却在毛泽东对党内的指示、毛泽东的《选集》和中共的内部文件里随处可见。所以，当抗战胜利结束时，在国民党中，在国民革命军中，在中华民国政府的官员中，共产党的秘密组织早已结成了一张若大的网络，不仅无所不及，而且无法清除。 其四、由于中国国民党是一个执政的党，是一个领导抗战的党，又是一个正在抗战中推进民主政治的党，用中共和中共领袖王明的话来说，就是“抗战中的中华民国人民已经享有了充分的民主和自由”。所以，不仅她的一切表现和作为都在明处，而且，既能给人骂，又能给人反。然而，中共在野，延安在暗处，犹如费正清所言，还是一个“农村独裁政权”，既不给人骂，更不给人反。所以，你听到的便都是好听的大话和假话，不好听的真话和实话，你根本就听不到。并且，即便是你要去参观和考察，他也只给你看他要给你看的，而他不愿给你看的，你是永远也看不到。这就在不明真相的人们眼中，造成了所谓国统区有明有暗，而“共统区却是一片光明”的错觉。这就为抗战的国民党在与共产党不抗战的斗争中，带来了十分被动的局面。更为美国等所谓的国内外民主势力对共产党产生好感，和对国民党产生恶感，造成了先天的畸形效应。由是，这个执政党，当她在长期的艰苦抗战中被打得遍体鳞伤、奄奄一息之后，再被那个不给人骂、更不给人反的在野党共产党，以及由它所统战的各合法民主党派所共同骂倒，直至打倒，也就是完全可能的了。今日，将台湾推向了民主和繁荣的中国国民党在台湾和在海外天天被人骂，和五十年来绝不允许任何人骂的中国共产党，不仅在中国大陆，在海外也鲜有人敢骂的情形，实已将这个道理对比得再清楚不过。 二、中共双重统战对其扩张、夺权和打天下的意义 众所周知的是，中共在夺取中国大陆政权之后，曾一再宣扬他们之所以革命成功，归根结底是因为他们拥有“革命的三大法宝”。即：党的领导，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而所谓统一战线，就是指对外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对内的共产革命统一战线。而统一战线之所以成了中共夺权成功的法宝，是因为：没有统一战线，便没有中共对外所曾高喊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没有中共图存的达成，就没有中共扩张的实现，就没有中共对内建立共产革命统一战线的可能，因而也就不可能有中共在中国大陆夺权的成功。此其一。 其二、没有统一战线，中共就失去了实现武装斗争的可能。也就是说没有了统一战线，中共就非但少了一个重要的法宝，而且少了第二个重要的法宝 —— 武装斗争。因为中共如若不对外高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出“四项保证”，并获得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的“接受输诚”，其时中共的残余武装力量非但不能得以扩张，只怕连图存也完全不能。而图存之后，如若不继续对外高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高喊抗日，则中共的武装斗争和武装力量的发展，就失去了它的理由和来源。对此，毛泽东早在一九三九年就已经明白地说道：“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按：这个敌人是指正在领导抗战的中华国民政府和中国国民党，而非日寇），统一战线是实现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按：即对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实行武装斗争）。”63 其三、正因为统一战线为中共在抗日招牌下的武装斗争即武装发展，带来了实现的可能，所以，全面抗战爆发仅只两年多，当大量的国民党官兵牺牲在对日抗战的战场上时，几乎不曾主动对日寇打过一场象样战斗的中国共产党，却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时仅有二万人马的中共，不仅于一九三九年就开始对内宣称“已有五十万大军活跃在敌后广大的国土上”，64 而且，毛泽东在一九三九年十月就已经明确地说道：“我们党已经走出了狭隘的圈子，变成了全国的大党”。65 一九四零年三月，他更在“目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一文中指出：“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进步力量，最近时期有一个大的发展，基本上已经奠定了抗日民主政权的根据地。”多年之后，当中共党史专家在总结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功绩时，曾激动地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中国人民革命力量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使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使共产党从根本上摆脱了以往狭小的处境，走向了一个广阔的天地。在抗战中，共产党依靠这个统一战线，迅速地发展了人民的抗日民主运动，猛烈地发展了人民武装和政权，很快地发展壮大了党的力量。这就为抗战的胜利奠定了牢固的基础，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准备了有利的条件。”66 在此，除掉人人都能读得懂的某些假话、大话以外，其余的话，无非都是中共如何利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图存和扩张的最好“代白和代供”。 其四、正是中共接受和使用了统一战线这样一个法宝，所以，中共才有可能将前此十年中苏联所交代的三大叛乱叛国任务，即发动武装暴动、煽动土地革命和建立苏维埃政权，在“抗日”这个不同的和国难当头的历史条件下，获得了意想不到的大发展。如前所说，只不过武装暴动被换成了抗日名义下的武装斗争，土地革命被换成了抗日旗号下的农民战争，建立苏维埃政权被换成了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罢了。由是，中共在前十年所没有能够获得成功的叛乱和叛国，便终于在全中国人民艰苦抗战的岁月里得到了成功，或曰为成功做好了大大的准备。这一切实在应该归功于苏俄为他们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归功于日本帝国对我国长期并且是疯狂的侵略战争，归功于毛泽东和他的中国共产党在国难当头之日，敢于假抗日和真卖国的“胆略和智慧”。而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究竟是否存在过的问题，历史亦终于走到了能够揭开它真相的这一天。 四 王明的“真统战抗日”路线和毛泽东对王明 “右倾投降路线”的抵制、批判和斗争 如果我们已经在事实上和理论上澄清了中共所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阴谋性质和特殊功能，那么，如果我们还能够将毛泽东和王明围绕着真统战抗日和假统战抗日的党内斗争厘述清楚，则中共所高喊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究属真假的问题，就会显得格外地清楚和明白。 第一、王明回国的原因及其坚持的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一、王明回国的原因 前文已经叙述了苏俄是怎样命令中共从“反蒋抗日”走向了“联蒋抗日”的。但是，一向听命于苏俄的毛泽东和中共，却在对外高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同时，对内制定、并推行了一条假抗日、真扩张的阴谋统战路线。显然，这条阴谋统战路线很快就引起了斯大林的强烈不安。由于莫斯科需要中国的抗战来解除日本对它的威胁，由于莫斯科不相信中共能够在短时期内获得抗战的领导权，由于莫斯科认为蒋介石政府有了英、美、苏的支持，即便不能打败侵略者也能拖住日本，因此，斯大林才会担心毛泽东以独立自主为核心的阴谋扩张路线会惹怒蒋介石，从而造成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破裂，内战的爆发和中国抗战的失败，从而陷苏联于两面作战的境地。多年以后，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若夫在他写给毛泽东的信中就曾指责说：“中国共产党内的情况令我担忧……根据我了解的一切，我认为，缩小同外国占领者斗争规模的方针，以及明显地偏离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方向，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在中国人民民族战争期间，这样的方针有使党脱离人民群众的危险，会有害地造成内战的加剧……”所以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为使中共不破裂统一战线，为使中共服从蒋介石的统一指挥，为加强中共对共产国际政策的贯彻，乃决定派遣王明回国。斯大林在王明归国前还接见了王明一行并指示说：“不要害怕共产党人会淹没在民族解放的汪洋大海中，共产党人应该积极地参加到民族解放斗争中去。”67 二、王明真统战和真抗日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张国焘在《回忆录》中曾指明，王明回国以后之所以坚持真统战和真抗日之民族统一战线的根本缘由，其一是为了救国，其二是为了保卫苏俄免受日本的侵略。他说：“他首先指出现在抗战，确是中华民族存亡绝续的关键，国民党既已积极抗战，中共便应主动地与之密切合作……如果中国能够充分扩大抗战力量，给日本以长期的抵抗，这样将使日本无力向苏联进攻，对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前途大大有利。”68 王明真统战和真抗日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在政治上和理论上认为“抗战高于一切”。一九三七年三月，王明即在莫斯科发表了“救中国人民的关键”一文，称：“救中国人民的关键是将中国人民的所有力量团结成为反日民族统一战线，首先就是要使国内两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有组织的政治力量（即国民党和共产党）在抗日救国的共同纲领上实行合作。”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王明一回国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称：“今天的中心任务，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69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政治局会议结束后，诚如中共党史专家所指出的那样，鉴于寇深祸重和对于毛泽东假抗日、不抗日的不满，并且“深怕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的发展引起蒋介石不满”，王明又写作并发表了“挽救时局的关键”一文，指出：“目前挽救时局的中心关键，在于我全民族抗日力量的更加团结。”而“团结我全民族抗日力量的唯一正确方案，便是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称，“要更加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首先就必须巩固与扩大我国两大政党 —— 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亲密合作”。王明认为，更加巩固和扩大两党合作的障碍，在于有一些人“忘记了抗日是目前民族统一战线的最主要的共同纲领，忘记了以抗日与否来划分友敌的最主要标准……忽略了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的言行准则……”。王明甚至在该文中真诚地指出：“国共两党都是中国一大部分优秀进步青年的总汇……国民党中也没有什么法西斯蒂派……国共两党应该互相监督、共同负责、共同发展、共同胜利……共同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 一九三八年三月政治局会议之后，由于王明看出了建立真正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要障碍，是由于毛泽东为中共制定了一个假抗日、真扩张的阴谋“统战”策略，已经并正在得以贯彻和执行。因此，王明才又纂文指出：“统一战线的核心在于国共两党的一致性，无论政治路线还是军事路线，中国共产党都不应该过多地强调自己的主张。”70 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日，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当毛泽东所制定的阴谋“抗战”策略已经得到强行贯彻，抗战阵营就要面临着公开分裂的危险之时，针对毛泽东在全会上一再地批评他“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错误”，王明要求作了题为“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坚持持久战争取最后胜利”的长篇发言，仍然坚持“一切为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强调要“对友党、友军采取大公无私，仁至义尽，言行如一，表里一致，互相帮助，互相尊重，互相友爱，共同工作，共同发展，同生死、共患难，祸福与共，相依为命的工作方法和方式。” 其二、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式和内容上坚持两个统一的理论。也就是“统一的国防政府和统一的国防军队”理论。所谓统一的国防政府，就是指以中华民国政府为统一的抗战政府；所谓统一的国防军队，就是指以国民革命军为主体的统一的抗日军队。王明说：“全中国统一之国防政府的建立，全中国统一的国防军队的创造，全中国人民的抗日救国大团结的开始形成，这就是保障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最主要条件。”71 由是，王明又指出：“关于苏维埃问题，共产党员和优秀的国民党员的了解是：变苏维埃政权为一般民主的政权，而且，这个政权将其活动同意于全中国统一的中央政府。”“对于红军问题，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员中的爱国志士的了解是：改红军为国民革命军……这种军队在反对外敌的共同斗争中，为执行总的军事计划，应当服从统一的军事指挥。”72 在中国的全面抗战已经爆发四个月之后，王明承认：“中国正在成为统一的和有组织的国家。”“在中国，已经在国民政府的基础上建立了全中国统一的国家政权。”“已开始建立全中国统一的国民革命军。这种统一的国民革命军已经有统一的军事行动去反对共同的敌人，这就是建立真正全中国统一的军队的基础已经有了。”73 中共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之后，王明立即起草了《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宣言提出：自芦沟桥事变以来，“开始形成了我统一的国家政权和统一的国家军队”。而且要进一步建立“有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的有足够数量的有新式武装的和政治坚定的国防军队”。 由于王明坚持“两个统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所以，当他发现毛泽东坚持不听从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总部的指挥，坚决不打大仗、硬仗、运动仗，却一意要贯彻他的所谓山地游击战时，王明曾一再地要求“必须坚决确定广泛实行以运动战为主、而辅以游击战、配合以阵地战的战略方针”。74 而当他发现毛泽东以山地游击战为掩护，实际只是想建立敌后非属于中央政府的中共分裂政权时，王明则明确地指示：“在八路军收复的晋察冀边区三十几个县中，一切行政系统与人事问题，都要事先征得战区司令长官和中央军事委员会及国民政府的同意和批准。”75 毛泽东和他的中共自然不会听从他。 其三、王明承认国民政府、国民党和蒋介石在努力坚持抗战救国和民主建国。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七日，王明在“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二十周年与中国人民的对日作战”一文中说：“中国以前是不断的内战，现在是和平统一了……现在中国人民和军队已在五省和上海区域，进行了将近四个月的英勇的全国武装抵抗了。”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在中共的政治局会议上，王明曾明确指出：“虽然中国的政治制度距民主共和国的制度还远，但人民开始有了充分的民主自由……中国的政治制度已经开始了民主化。” 一九三八年三月，同样是在中共的政治局会议上，王明在他的先后两次发言中曾一再地指出：“应该承认国民党现在政府和军队中均居于领导地位，为我国第一大政党，国民党二百万军队是抗战的主力。”76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王明在汉口会见美国《合众社》记者白德恩时，又称：“中国共产党对国民政府积极抗战的政策表示满意，中国共产党极力帮助和拥护领导抗战的国民政府。”“国民政府军事委员长蒋介石先生精明坚决，雄才大略，才能胜利领导全国抗战。” 中共党史专家嗣后在按照毛泽东的调子批判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时，曾指责王明在自己的发言、报告和文章中，“极力美化蒋介石、国民党、混淆抗日营垒的政治分野”。77 中共党史专家的指责，明确地表达了毛泽东和他的中共，就是要公然地将真正坚持了抗战救国的国民政府、国民党和蒋介石，诬陷为不抗日的政府、政党和领袖。 二、毛泽东和中共对王明“右倾投降路线”的让步、抵制、批判和斗争 当王明带着莫斯科的指示，斯大林的旨意，还有他对苏俄的忠诚和对自己祖国抗战前途的关心，企图改变毛泽东已经制定和中共已在执行的阴谋统战策略，并希望用真抗日和真统战来矫正毛泽东和中共的阴谋扩张路线时，他的遭遇将可想而知。然而，王明毕竟是斯大林派回来的人物，毕竟带着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指示而归，毕竟在党内有一定的影响，而他的真抗日和真统战的理念，又毕竟能够与党内一些爱国良知尚未彻底泯灭的党人，尤其是一些有着抗日荣誉心的军事将领，一拍即合。因此，分歧既不可免，胜负也就难有定算。它无疑将取决于实力，取决于王明和毛泽东个人之间抗争的结果，更取决于中共党人的群体政治、文化素质。 其一、分歧的出现和性质。诚如中共党史专家们所言，“王明回国，给中国共产党带来了严重分歧。因为王明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是涉及到共产国际的方针、政策的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必不可免地要同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进行严肃的斗争……因为党内的一批军事干部自洛川会议之后，就对洛川会议确定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原则等问题与毛泽东发生了分歧”。因为“面对日军的猖狂进攻，有一些军事指挥员和中央负责人对毛泽东的这一方针难以理解。他们渴望打大仗、打硬仗，主张把运动战与游击战结合起来，配合国民党军队打几个硬仗，来提高抗日军队的士气和振奋全国民心。王明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恰好与党内这些同志的愿望相结合，倾向于王明的主张”。78 这便是分歧的由来和基础。而最能够说明这一分歧的性质的，莫过于彭德怀在《自述》中所写下来的这一段话：“我认真听了毛主席和王明的话，相同点是抗日，不同点是如何抗法。王明讲话是以国际口吻出现的，其基本精神是抗日高于一切，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会议上的精神是不一致的，感觉回去不好传达。”79 显然，彭德怀的话既含蓄，又明确。明确在他指出了王明的基本精神是抗日高于一切；含蓄在他指出会议的精神不一致，回去后不好传达，因为毛泽东和王明的讲话不一样。这便是分歧的根本所在。 其二、毛泽东假让步和王明缺少政治斗争经验。据中共党史专家称，虽然“在十二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仍然强调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游击战方针……但在参加会议的多数同志赞成王明主张的情况下，毛泽东在王明指出的‘国共两党共同负责’的意见方面，也适当做了调整和让步。”然而，毛泽东的让步是假的，是害怕局面发生急转的一种策略。“吃了不少洋面包的王明不但对于中国的国情了解得太少，对于毛泽东的高超领导艺术也估计得太低”。因为作为“胜利者的王明不仅没有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做成一个决议……在三月政治局会议上仍然没有形成决议”。再加上王明两次会后都去了武汉，并在武汉担任长江局领导工作，坐镇中央的仍然是毛泽东，所以，“在实际上，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也只在局部发生影响，全党执行的仍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80 由是，毛泽东表面上的让步，却换来了在实际上对王明路线进行抵制的胜利。 其三、毛泽东对王明路线开始反击和王明路线的失败。毛泽东假抗日真扩张之阴谋策略的贯彻和胜利，不仅大大增强了中共的“革命力量”，也大大地增强了毛泽东在党内说话的资本。有着“高超领导艺术”的毛泽东，终于可以不必再担心王明路线在党内对他的威胁了。用中共党史专家的话来说，就是“一九三八年九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前，中国革命的发展（按：不是中国抗日的发展），已经决定王明不能在中共‘七大’登上总书记的岗位”。81 由是，毛泽东终于在六中全会上开始了对王明真统战抗日路线的公开批判和反击。毛泽东批判王明“只知道联合国民党，而他的正确主张是对国民党一面联合，一面斗争”。毛泽东总结他和王明的分歧说：“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是要独立自主还是不要独立自主？在战争问题上，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还是运动战？”毛更在对会议的总结中指出：“总之，我们一定不要破裂统一战线，但又绝不可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因此不应该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如果解释为一切服从蒋介石和阎锡山，那也是错误的。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82 其四、毛泽东和中共对王明真抗日和真统战“罪行”的清算和斗争。四十年代伊始，毛泽东在延安开始了著名的整风运动。在这一场长达四年半的政治清洗中，王明终于被毛泽东送上了被批判和被斗争的舞台，终于变成了毛泽东最大的异己分子，他的真抗日和真统战的路线亦终于被冠上了“右倾投降主义”的桂冠，王明本人更被斗争折磨得痛苦不堪。特别是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五日共产国际的解散，又在“客观上为中国共产党彻底肃清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的影响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所以，即便是季米特若夫写信给毛泽东，指责他“现在进行的反对王明和周恩来的运动在政治上是错误的”，也已经毫无作用。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了“关于研究王明、博古宗派机会主义错误的指示”。同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发出了“关于反对统一战线中的机会主义的指示”，从此将王明宗派定为反党性质。其四条罪行：一是反对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详见下章）；二是迷信国民党；三是反对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四是主张运动战，反对游击战。王明终于为他的真抗日与真统战路线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王明的悲剧在于：当他作为一个只认苏俄不认祖国的第三国际共产党员时，他一整套错误的、甚至是卖国的思想路线，不仅在中共党内占了上风，而且为祖国制造了极其深重的灾难，也为他的党埋下了失败的种子；而当他于全面抗战开始之际，因苏俄的派遣而回国以后，他虽然既认宗他的“工人阶级祖国”，也认宗他的苦难的民族，并为了执行苏俄的命令和要真心地抗战救国，而提出了一整套真抗日和真统战的正确路线。然而，他非但没有成功，反而被指责为一个“右倾投降主义者”，成为毛泽东和中共清洗的对象，并在历经被批判和被斗争的痛苦后再一次逃往苏联，直至客死在他那个“工人阶级的祖国”，并最终地和他的俄国战友们迎来了整个共产革命失败的历史命运。 王明的悲剧还在于，直到他死后，在他自己的祖国和他自己的党内，都没有人承认他一生当中唯一一次正确的思想和路线，这就是他在抗战期间所坚持的真抗日和真统战的正确路线。以至于直到今日，他所曾隶属的那个党的历史学家们，仍然在批判着他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诋毁着他一生中曾唯一正确的爱国思想和爱国事业。这虽为王明一己的悲剧，更为中共全体的政治本质和文化素质所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