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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琴心剑胆之从陕北农娃到“十大律师”(3)-天道酬勤

  96年我们家的生活开始有所改善。我94年自学大专毕业,95年考取了律师资格,96年开业当律师。这两年的变化非常快,迅速的扭转了自己的人生和家里的经济环境。母亲最近对别人说她享了七年福。算起来就正是我做律师的七年。母亲苦了一辈子,在她晚年的时候我终于尽了一些力量让她过上了一段好日子。

  从部队复原后,我四处打工、推着小车走街串巷卖菜,甚么都干,活得狼狈且渺茫,但心里还有一种期待--未来我会好起来的。

  91 年我卖菜,那时候还没有小塑料袋,很多机关的干部是用报纸包菜,记得那天有个人买我的菜的时候,撕下半张报纸包菜,另一半扔在地上走了。我把他扔下的报纸捡起来,是《法制日报》,上面写着未来十年中国需要十五万名律师,自学法律大专将是考取律师的最佳途径。读完这篇文章之后我心里跃跃欲试:只要每年能考过一门,14门课程大不了14年就能拿下了。

  那几年我走路在看书,坐公共汽车,也保证是一个手抓着扶手,另一个手在读书。心里总在告诉自己:我在积蓄成功的能量。结果很幸运,头一年我报考三门,三门都过了。14门课程我两年半全拿了下来,94年获得法律大专文凭。

  毕业那天人们很激动,许多人和朋友、家人一起庆祝去了,我心里很平静,因为这不是我的终极目标,我的目标在大专快毕业的时候已经清晰了,就是要考取律师资格。拿到毕业证书我迳直就奔书店。等我把那套《律师资格考试》大致翻完之后已经浑身是汗。94、95年考取律师资格只有1%的录取率,考生大都是名牌大学毕业的,我一个年届30,半路出家的泥腿子,成功的机率几乎等于零。

  我在书店里徘徊了许久,拿不定主意是否要买下这套价格187元的书。那时候我们的生活还非常拮据,187元不是个小数目,更要命的是,拚搏还没开始,失败似乎已经摆在那了。翻来覆去考虑的结果,我还是把那套书抱回了家。

  律师资格考得异常艰苦。人家说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试前三个月,我和另外4个考生在一家招待所包了间房子,两块钱一晚上,每天学习到早晨5点,用冷水洗把脸就去上班。那时候心情非常亢奋,感觉今年考试只要有一个人成功,那就是我。我就是未来的律师,应该说那种亢奋状态使我支撑了下来。那一年我考上了。

  有些事情现在看上去很具戏剧性。每年律师资格考试之前,律师学会都要请资深律师给应考生讲课。94年的辅导课有五百多人。年青人喜欢互相攀比,像我这样低学历的考生,很多人根本瞧不起。那天课间休息时大家在那玩,我说,“有一个数字大家要是知道的话,可能都不会这么开心了。如果我们新疆考生要和全国水平持平,今年我们这五百人里面只能考上五个人。”

  当时就有一个很牛比的,二十来岁的正连级的军官冲着我说“高智晟,就是考上一百个也不会有你。”

  我那会自尊相当脆弱,非常在乎别人对自己的评价,上去就把人家的衣领揪住问:“您叫甚么名字?”

  “我叫方晓波(化名)。怎么,你要打架?”

  我狠狠地扔给他一句话“方晓波,明年你就在此地听我讲课。”趁着那家伙惊讶得目瞪口呆,我又加了一句:“记住高智晟这个名字,它会让你记住一生。”

  姓方的也不软乎:“好!大伙作证,明年别说他来讲课,只要他能考上,我叫他一辈子老师!”

  ……

  第二年,我果然登上了给律师资格考生讲课的讲坛,在那五~六百听课的考生当中,果然就有方晓波。

  我往讲坛上走的时候喊了一声“方晓波”

  军人嘛,“到!”他刷的就站笔直了。

  我说:“您坐下。去年咱俩约定再次在这个教室里共同学习,看来我们都是说话算数的,只不过今年的学习你我是面对面的。”

  这事以后,咱俩做了朋友。

  那一次的讲课效果很不错。课讲完以后,方晓波上来问我:“高老师,你怎么一下子就到了今天这一步?”我说“你小子今年还考不上。你怎么知道那是一下子,而不是两下子或者一百下子?”

  我说的是事实,对我来说那的确不是“一下子”。

  那一年,我经常早早起来,对着麦田,把稻麦当成听课的人给他们讲课。只要有时间我就去推销自己。乌鲁木齐的冬天非常冷,冻得你面部的肌肉都麻木了,每到一家办公大楼,我一定是直奔洗手间。因为那时候我还比较穷,穿得比较单薄。厕所有暖气,我要呆在那里面,甚么时候对着镜子觉得说话自如了,才走进人家的办公室。

  大部份律师推销自己都是标榜自己跟法官如何如何有关系。我没有这些关系,都是实话实说。我为大学、工厂、企业、部队举办了47场免费的法制报告,最多的时候听众有几千人。那些单位后来大都成了我的客户。

  包括给考生讲课的机会也是这么争取来的。我设计、打印了讲课效果问卷调查表,然后跑到律师学会做决策的人面前,告诉他们我想给考生讲课。他们很惊讶,问我是谁。我说我去年是听课的考生,我最知道考生需要甚么。你今年给我一个机会,500人听课,如果有5个人在我第一堂课讲完以后说我讲得不好,我站在门口让每个人抽我一巴掌。

  我做的所有这些不是因为跟谁打了那场赌,我是以极高的亢奋和热情准备迎接未来在律师领域的搏击。

  最被自己感动的是那一年我没有拿过听课单位的一个红包,没有吃过他们的一次“请客”。一方面每作完一场报告我拒绝了至少有五、六百元的红包,另一方面每次讲完课坐公车回家,我经常为了节省一毛钱而提前一、两个站下车;因为吃不起外面的饭,经常是饿着肚子。这一年,我大规模的、多次的、高频度地对一个律师所必需的语言艺术、语速和应对各种大场面的从容进行了砺练,锻练和考验了自己的韧性,也奠定了自己在律师行业中的操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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