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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珍惜台湾 关怀中国

魏千峰律师

  自去年底,台北陆续举办多场记者会与研讨会,声援高智晟律师在中国北京的遭遇,其中今年二月十四日上午十一时假台北台大校友会馆由台湾律师界与人权团体主动召开声援中国维权运动的记者会,最能代表台湾律师界的心声。作为一个台湾律师,可能系身处环境不同,实在很难接受一位律师为宗教团体及其信徒辩护,竟然会受到政府当局的停业及监视。

  的确,台湾在过去近六十年来发生过二二八事件大屠杀、白色恐怖时期冤案及历经四十年的戒严,人权受到重大侵害,司法不独立,律师无法发挥现代社会中在野法曹的功能。但随着一九八七年解除戒严与一九八八年报禁解除,台湾各种社会力纷纷释放出来,其中一九八九年起开始产生律师改革运动,律师界推动司法改革、律师自治,加上同时期各种宪政改革,已使台湾能够透过立法修正或司法判决逐渐落实宪法上基本人权的保障,成为多元民主开放的社会。在台湾,只要律师愿意拨出部分时间,他都可以随时投入劳工、环保、消费者权利、女权及法律援助领域;在台湾,若律师对时局或社会现象不满,他可随时投书到报章的民意广场。他所获得的回报是社会普遍的肯定与尊敬,而没有人身的迫害或精神的威胁。

  当然,台湾的律师也会对未来的政局感到忧虑,也有事务所经营的压力。但大体上,台湾律师的精神是满足的,物质是丰裕的。他可以从事喜爱的志业,也可以到世界各地旅行与玩赏。

  场景换到中国,情形却截然不同。由各种新闻媒体显示,中国看似正以大国之姿崛起亚洲,经济成长迅速,沿海地区颇为繁荣,令人羡慕。然而,究竟一般人民,尤其是律师,他是否尊严地经营其生活?观近几年来的中国律师杂志,几乎每期都讨论着律师地位的卑微,刑事辩护律师与维权律师常受到司法当局起诉、判刑或逮捕,律师执行业务受到干扰,甚至迫害,那么,所谓社会主义法治与中国《宪法》保障的基本权利究竟是怎么回事?本书包括的高智晟律师小传〈琴心剑胆〉及其各篇著作,无疑是最佳的见证。

  在高律师小传中,叙述其由陕北农娃到“十大律师”的历程,深刻地道出在穷困环境中一位奋力向上的英雄男儿之行止,或许如高律师所称“穷人的生命力极强”,所以他能在十四岁当年照顾断腿的弟弟;也因为高律师对理想的坚持,他能够在当兵三年后,一面卖菜,一面自修法律课程,取得律师资格;而难能可贵的,高律师执行业务时,并未成为收入丰硕的商务律师,反而帮助残疾者、拆迁户与法轮功学员,争取其应有的权利,且往往是义务官司。此种在国家制度不张,犹能秉持悲天悯人的精神,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地实践人民基本权利的维护,委实令人敬佩。

  眼尖的读者或许会发现高律师实行其维权律师的使命,除本身对公平、正义的执著外,其夫人耿和女士的感情支持也是一大助力。耿女士与高律师相识于新疆的喀什十八团军营,在这个军纪严明的环境,她欣赏带麻花、苹果、鞋带子、卫生纸等给女兵的高智晟,耿女士描述高律师皮肤黑、又瘦又单薄,长得特难看,但人品佳,足足感动她十五年,于是后来两人双双复原,各飞东西,也能在父母反对和相隔二千七百多里地,结婚成家。此种相互欣赏,使耿女士在高律师执行业务时,毅然支持高律师从事维权案件的工作。获此红颜知己,人生可谓不亦乐哉。

  然而,高律师毕竟是一个怀抱法律人理想的知识分子,他思考的重心在于律师应当如何实践自己的使命,法治作为一种目标,其精髓在于分权与制权,于是面对中国名目式的宪法,法律人应致力落实宪法保障的基本权利,及制约国家公权力对公民的侵害。他反省国家机器的运作是否失当,国家是否得不以非暴力方式解决争议,而以开抢杀人掩饰真相,无须认错。这些沉思与大开大阔的个性,使他选择为中国当局最忌讳的法轮功学员辩护,发表致全国人大及胡温公开信。此举石破惊天,震撼宇内,必在青史留名。

  如果说高律师上书胡温,造成中国当局不快,勿宁说,高律师是不惜以肉身试探社会主义法治的空间?又中国的社经变化,是否能够包容法律人的体制内改革?

  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被称为人权律师或劳工律师的我,若身处在中国,是否如高律师般地冲撞共产体制?我与台湾一些律师朋友声援高律师,是站在人权与律师同道立场忧虑其处境,还是感佩其大无畏的气魄!

  在台湾,一九七九年美丽岛事件军法审判的辩护律师,今日已成为总统或行政院长;一介平民的我,身为律师,也能顺利地推动劳工人权与其他人权。在中国,包括高智晟律师等维权律师,却要面对停业,甚至起诉、判刑的命运。我有很深的感慨。

  珍惜台湾,关怀中国。

魏千峰律师  二○○六年三月十日于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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