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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力雄:溶解权力




  从权力的角度观察,人类社会一直是以一个二元结构的形态存在,一元是权力,另一元是无权:统治—被统治、管理—被管理、官—百姓、当局—公众、干部—群 众、国家—人民……,人类各个历史时期各种不同性质的社会,在这种基本的二元结构上都是一致的。   

  我把这种结构视为权力与社会的分离,由于分离,权力那一元成了一种实体性 的存在,一个独立领域和一个封闭的“圈子”,成为与无权一元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世界。在人类历史上,权力始终成为争夺的目标。谁“夺取”它,谁就成为高踞于 社会之上主人。即使是现代民主理想中对权力的制约,其出发点也是把权力当成一 种与公众分离的对象,只能想办法加以“监督”、“选举”、“罢免”——这些办 法的前提都是把权力当作“另一体”。而且在人类观念中,这种分离似乎已经是天 经地义,以至完全不去想能不能改变的问题。

   其实以怀疑的眼光审视这种分离,会发现它并非那样天经地义,甚至还是一种严重的扭曲。如果没有这种分离,许多现在认为无解的社会问题也就随之迎刃而解。那么这种分离能否被消除以及如何才能被消除,就应该是值得我们认真想一想的。

◎第一章 权力——沟通的结构

   进行有关权力的讨论,首先应该明确权力到底是什么?这是一个被反复讨论过 的问题,至今仍然还不清楚。角度不同,看法也会不同。对于本书的讨论,我只想从“沟通”的角度认识权力。

   从古至今,权力是无数人追逐的目标。它不是具体的物质,却实实在在地存在。世上人无一不时时感受它。谁拥有了它,立刻就能让别人服从。它到底是什么呢,能让它的追逐者相互残杀,让它的拥有者创造历史,让亿万人老老实实地服从?

   “文化大革命”有个“夺权”时期,人们去夺“当权派”的办公室,夺印章,夺保险柜的钥匙,彼此打得头破血流,可最终把那些东西抢到手的人却发现,一旦到了他们手里,那些东西的权力属性就不翼而飞了。

   有人认为职位是权力。不是吗?多少人从职位上一退下,往日的荣耀就烟消云散,原来俯首听命的人们就立刻转向登上职位的新人。然而邓小平把所有职位辞得干干净净,却仍然是中国第一号最有权力的人物?另一个离开职位的戈尔巴乔夫却转眼无声无息,遭人遗忘,又是为什么?

   按照常识,一般把权力定义为“迫使他人服从的制度化能力”,但这种定义只是总结了一种现象。“迫使他人服从的能力”与“权力”更类似同义语。我们要知道的是为什么能迫使他人服从,那到底是一种什么能力?

   有人说那种能力来源于强力,强力的威慑是权力的保证和基础。如果说权力有强制性,那是不错的,但却不能说有强制性就是权力。一个持枪罪犯迫使受害者服从,只能说实施了强力,不能说实施了权力。权力的强制性包含强力,但不仅仅是强力,使他人服从也不仅仅靠强制或威慑。仔细观察,更多的毋宁说是一种“天经地义”式的运转。人们对权力的服从经常是无条件的,根本用不着强制,即使有时使用强制,大多也是“天经地义”的强制而非强力的强制。由此看,这种“天经地义”倒可能比强力更接近权力的本质。

   那么就需要探讨一下,这种“天经地义”究竟是什么,来源于哪里。

◎第一节 系统—沟通

   不言而喻,只要有组织,就存在权力。强盗与受害者没有组织关系,因而也没有权力关系。一个完整的组织可称作一个系统。只有在同一系统内,权力才是有效的。如果你是动物园的狮子饲养员,猛兽组组长对你有权力,因为你们属于同一系统。而海军司令比你的组长官大一百倍,但你不是海军士兵,你就可以不“尿”他, 训斥他纵容孙子往狮笼里扔死蛤蟆。不过你们又属于共同的根系统,海军司令要是通过市长指示动物园解雇你,你也只有乖乖回家。

   当今世界,国家各为独立的组织系统,其权力体系也就是独立的,被称为“主权”,是最高权力,不承认有在其上的权力。假如一个国家被另一个国家占领,那跟权力无关,只是强力,等于强盗与受害者的关系。如果占领者在被占领土建立了政权,便纳入占领者的系统,有了权力关系。但若有人——如抵抗战士——决意不承认其占领系统的合法性,占领政权对他就仍然只属于强力。当年的阿富汗圣战者和苏联的子系统——喀布尔政权只有谁战胜谁的关系,决无谁服从谁的关系。即使圣战者各派之间,也只有协商合作或反目成仇的关系,因为他们各为山头,形不成统一的系统。

   由此可见,只要一个人属于一个组织系统,并且认可那个系统的规则与运转,那个系统对他便具有了权力,从而使他的个人意志或心甘情愿或无可奈何地服从。“天经地义”来源于系统内成员的认可。这种认可首先是因为人的生存与发展必须依赖被称为“社会”的系统。权力保证人的生存,这是权力的第一要义,权力管束人甚至压迫人,这是权力的第二层次。尽管有时前者被后者完全淹没,但如果权力只有后层意义的话,谁又能阻碍人们愤然退出系统,分别躲到深山老林或荒漠孤岛去生存呢?那么系统就不会存在,权力也就无影无踪。人们认可忍受它的压迫,就说明它有大于压迫的好处。正是对那好处的需要,使权力具有“天经地义”的性质,而非象有些观点认为的那样,全都出自强力直接或间接的迫使。其实,比起外来的强制,内在的“认可”更接近权力的本质。

   系统的基本特征在于其各个组成部分有相互沟通的关系,由沟通而彼此发生影响,形成整体的功能或效果。人类的社会系统虽然有大量的物资交换、能量转移( 也是沟通),但社会首先是一种关系,这种并非物理实体的关系便是在社会中每个成员所产生的信息、相互之间的信息交流、反馈以及处理中形成的。如果没有先决性的信息沟通,社会性的物资沟通和能量沟通都是无法进行的,社会也不能存在, 所以社会系统的首要职能便是沟通信息。

   权力产生于社会系统,社会系统的首要职能是沟通信息,那么权力与沟通肯定也脱不了干系,这便给我们提供了研究权力的入脚点。   

◎第二节 直接沟通的限度

  “沟通”,中文的原始词义是指开沟使两水相通。对于社会系统,“沟”等同 于信息传送的渠道,“水”等同于具体的信息内容。完整的沟通,应该既指沟通参 与者之间具有传递信息的充分而无阻碍的渠道,又包括彼此都能正确地理解、掌握 和处理所沟通的信息。不过这后一条包含的变量太多,很难定量分析。我们不妨只 从“沟”着眼来看沟通的限度,如果能证明“沟”已经存在极限,“沟”里再加上 “水”就肯定更要超过极限了。

   因为这种讨论涉及到一些计算,可能会使讨厌公式和数字的人倒胃口,所以用专题的方式讨论,没兴趣和没时间的人可以跳过不看。重要是结论而不是论证过程。

专题讨论1 关于沟通极限的计算

   让我们设想一个由n个人组成的社会,如果所有人彼此直接交往,每个人与其 他人(n-1 人)一共可以发生多少种关系——即有多少条“沟”?

   先假定n=3,这个社会由A 、B 、C 三人组成。(这样小规模的社会在鲁滨逊 式的海岛以外是不存在的,这样假定只为推导简练。)以A为例,他与B和C共可 以发生的关系总数,以罗列方式就可以得到。

   首先,A对B 、C可以分别发生关系,即A →B 、A →C ,如A向B讨债,或A向C求婚。

   反过来,B 、C 作为主动一方,也能分别与A发生关系,即B →A 、C →A , 如B向A讨债,或C向A求婚,虽然都是讨债、求婚,但主动者不同,关系的性质便不同,所以须以排列的概念区分考虑。

   这样,可列出四种关系:   A →B A→C B→A C→A

  以数学式来表达,在n个人的社会中,其中一个人与其他每一个人分别单独发生关系,可发生的最多关系数为:

   再考虑A 对B 、C 依次发生的关系,例如A是这个三人社会的领导者,B是二 号人物,C的地位最低,以A →B →C 表示;或者是B向A要债,而A 只有卖给C一件皮衣才能还债,以B →A →C 表示;共可列出六种关系,即:
A→B→C A→C→B
B→A→C B→C→A
C→A→B C→B→A

  以通式表达,在n个人的社会中,一个人与其他所有人(n-1 人)依不同次序发生关系,可发生的最多关系数为:

   上面举例假定的社会,n只等于3 ,如n扩大为6 ,即有A 、B 、C 、D 、E 、 F六人组成社会,A除了与B 、C 、D 、E 、F依不同次序发生关系,还可能与B、 C、D或D 、E 、F 或C 、D 、E ,也可能与B 、C 、D 、E 或B 、C 、D 、F 依不同次序发生关系。在1 以上和6 以内,这种排列的规模可以任意变化。前面列出的其实就是在n 人社会中的A 与另外每一个人二者之间分别可能发生的关系总和。再多还可以有A 与另外每二个人之间、三个人之间、四个人之间……的关系组合。所以在一个n人社会中,一个人可能与另外所有人以各种规模依次发生的关系的总和, 应该用下式计算:

   假定社会规模扩大到十人,将n=10带入此式计算,每一个人能与其他人发生的 关系总和将达到8,877 ,690 种。

   此式算出的仅仅只是n个个体之间依次的互动关系,尚未包括其中几个个体联 合起来与另外的个体或联合体发生的关系,如A 领导B 向C 施加压力,用括号说明 A与B的联合,即为(A →B )→C.以罗列的方式,可得A 、B 、C 三者之间,一共 可发生下列十二种此类联合的关系:
A→(B→C) A→(C→B)
(A→B)→C (B→A)→C
(A→C)→B (C→A)→B
(B→C)→A (C→B )→A
C→(A→B) C→ (B→A)
B→(A→C) B→ (C→A)

  三人社会的联合关系是最简单的,不会出现多重联合,但社会规模再扩大一些, 联合的复杂性就会增加许多倍,如下例:   
{[A→(B →C )] →(D →E )}→{(F →[G)→H →C]}

   同时出现在两个联合体中的C 可以被设想成是双料间谍一类的角色;有重叠括号的G受F领导,在下属组织中,他又领导H.若把所有联合的可能都考虑到,计算 将变得极为复杂,所产生出来的新关系总数也将极为惊人。为了不失之繁琐,我们 可以不考虑联合。

   因为对我们要做的证明来讲,如果不加联合关系的沟通已经超过限度,加上联合关系当然只能超得更多。

   无疑,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所有关系都发生,更不可能所有关系都同时发生, 真正能发生的关系只是极小一部分。但也有数个同一关系在同一时刻发生的情况, 如A 是C 的老板,A 向C 求婚,A 又在指挥C 做一件具体工作,同一时刻就有三个 A→C的关系在发生。

   现在我们来看沟通的限度。

   人与人之间进行直接沟通,多大规模算达到极限,即只要超过那个限度,沟通就不能充分进行,就会发生阻碍和混乱?这个极限不但要从上述计算——“沟”的总数上考虑,还取决于人接受与处理信息的生理负荷能力,以及人作为技术发展的继承者,所能借助的信息处理工具(如古代的算盘、当代的电脑等)。这两个方面, 专家都可以进行定量,但对我们,进行那种定量恐怕专业性太强,不易理解,也没有必要。因为我们只需运用上面的算式,得出在不同规模社会中人所能发生的关系 (“沟”)总数,虽然不足以精确地确定极限究竟在哪一点,但凭常识已经看得出极限存在,对我们就够了。

   例如我们已经算出,在一个十人社会中,每个人已有近八百九十万种与其他人发生直接沟通的关系(尚不算联合关系),就算每条“沟”传递的信息只有一个二进制数字,要用多久才能数得清八百九十万个数?如果连数都数不清,复杂的沟通想必就更难进行了。

   当然,八百九十万种关系中只有极小一部分是真正可能发生的,同一时刻发生的可能就更小。如果把现实发生的可能性取万分之一概率,那么一个人在十人社会中可能发生的关系数为888种。数清888个二进制数字并不困难,然而若是每条“ 沟”所传递的不只是0 或1 ,而是都有远为复杂的内容,那是否还能实现充分地传递、理解和处理所有信息,就已经开始有疑问了。这和我们的现实经验是相符的, 当你处身一个既无组织,又无领导的十人群体时,全靠七嘴八舌的直接沟通,有时连说清一句话都不太容易。

   随着社会规模扩大(n 增加),一个人与他人发生的关系总数将会剧增,如在一个十七人的社会(n = 17),运用算式得出可能发生的最多关系数为九十一万亿种(精确数字为9.099846328515 E+14)。对这个数字取万分之一的概率,也有九十一亿种,比十人社会的沟通关系陡增一千万倍以上。我们设想以一秒钟数一个数计,一个人数清九十一亿个数,需要100 ,532 天,即275年多,如果每个沟通关系中都有具体的沟通内容,又该如何设想呢?

  再小的人类社会也超过十七个人。今天的中国已经有十二亿人;世界各国正在 形成的国际社会,囊括的人口总数已超过五十亿。而未来学家预测地球上的人类总 数最终将达到一百五十亿。

   所以,无论过去还是未来,人类都不能完全依赖直接沟通去形成、维持和运转自己的社会。一旦超出直接沟通的限度,沟通就得从直接变为间接。而沟通一旦从直接变为间接,就必须借助于某种“结构”才有实现的可能。   

◎第三节 间接沟通的结构

   假定十人规模的群体是人彼此以直接方式实现充分沟通的极限,也就是一个人最多能与另外九个人进行充分的直接沟通(极限到底是几人在这里并不重要,只要承认有极限就可以),那么当群体规模大于十人——例如达到十七人——时,有什么办法能使每个人仍然实现充分沟通呢?

   暂不考虑其他情况,仅把这个问题当成一个抽象问题来解决。办法是把十七人分成两个单元,一个单元九人,一个单元八人。每个单元各推出一人作为单元的“ 沟通枢纽”,

由“沟通枢纽”进行两个单元之间的沟通。如图1 :
间接沟通的结构图

   从图可以看出,有了这样的结构,十七人中就没有任何一人的直接沟通对象超过十人极限。对于单元A 的成员,每人只与本单元另外七个成员和枢纽A 共八个人 进行直接沟通;单元B 的成员每人只与本单元另外六个成员以及枢纽B 共七个人进行直接沟通;枢纽B 的直接沟通对象除了单元B中B1—B7七个成员以外,再加上枢纽A ,共八个;所有人中枢纽A 的直接沟通对象最多,除了单元A 中A1—A8八个成员,再加上枢纽B ,共九个,也正好在限度以内。

   但是这个结构之所以能使所有人都不超出直接沟通的限度,就在于其利用结构切断了单元A 的A1—A8与单元B 的B1—B7之间的直接沟通,使他们的沟通必须通过枢纽A 和枢纽B 间接地进行,那么分属两个不同单元的人——例如单元A 的A2与单元B 的B7——之间,是否还可能实现充分沟通呢?

   既然这样的结构对其中所有人而言,进行直接沟通的对象都在限度以内,因而都能实现充分沟通:A2与枢纽A 之间、枢纽A 与枢纽B 之间、枢纽B 与B7之间都是直接沟通的,因此可以充分沟通,而A2与B7的间接沟通路径:A2→枢纽A →枢纽B →B7无非是把三条能够充分沟通的直接渠道联在一起,理论上当然也应该是能够进行充分沟通的。

   这个结论并非说此路径不会发生“阻塞”(“阻塞”主要出于“枢纽”,此问 题将在下一章谈),但至少可以肯定一点,这条组合的渠道具有使A2与B7之间进行充分沟通的可能。现在只需要认可这一点就可以。单元A 和单元B 的任一成员都符合上述推论,所以可推知这个十七人社会的全体成员之间全都具有充分沟通的可能。

   在这个例子里,既突破了十人的限度,所有人又能够实现充分沟通,出现这种结果,完全得自于所建立的“结构”。有了结构,沟通就不再仅仅限于平面的直接沟通,而是架起了间接沟通的桥梁。支撑桥梁的,便是所谓的“信息枢纽”。   现实人类社会的沟通结构超过这个十七人社会千万倍,想认清其极为庞大复杂的全貌几乎不可能。然而我认为,不管它多么复杂,我们这个十七人社会所建立的间接沟通结构都是其基本形式,并组成其最基本的单元,并且,它的所有功能与性质,也都能在这个基本内核里得到体现。   

◎第四节 间接沟通结构的功能与性质

   一、合并信息渠道还以我们的十七人社会为例。如果没有间接沟通的结构,A2 与单元B 的每个成员沟通,就需要分别建立沟通渠道,等于他的直接沟通从单元A 的九人群体(包括枢纽A 在内)扩展到十七人的群体。将9 带入第三节给出的算式, 可知在一个九人群体内,每人可与他人发生的关系总数最多为876 ,808 种;而在一个十七人的群体中,正如我们前面已经算过的,可发生的最多关系数为将近九十一万亿种(9.099846328515E+14),是九人群体的关系总数的一亿多倍,这显然是 A2难以承受的。而有了枢纽A ,无论A2与单元B 的哪个成员沟通,都只需通过A2→ 枢纽A一条渠道就能进行。A2承担的沟通关系没有增加,却能把沟通范围从九人扩展到十七人。这种合并渠道是间接沟通最重要和最基本的功能。

  二、集中处理信息对于同一社会单元内的成员,每人日常获得和所需处理的信 息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相同的。例如单元B 的成员今天在南坡种了一亩半马铃薯,在 西洼地种了二又四分之一亩大白菜,若是单元A 的每个成员都得亲自去南坡和西洼 地丈量,并考虑单元A 需要种多少亩小麦才正好与单元B 交换,那显然是一种浪费。 设置枢纽A 作为处理中心或中转环节,便可以将这类信息作为公共信息来收集、处理与发送,降低社会整体的沟通成本,省却重复劳动。如果社会规模不是十七人, 而是千百万人、上亿人,这种节约的作用将极其巨大。甚至没有间接沟通这种集约化的功能,人类文明至今也只能被束缚在“视线之内”的范围。

  三、指挥社会合作正如上面谈的第一点是第二点的延伸,第三点是在第二点基础上的继续延伸。在一个分工社会里,相当多的沟通是通过分工程序、产品或中介物(如货币)进行的。参与沟通的人没有必要甚至没有可能彼此相识。假设单元B 是冲压车间,单元A 是热处理车间,B7的工作是冲压自行车铃碗,B6冲压车圈,B5 冲压链轮,然后都由A2负责电镀。A2只需按时按量收到待电镀的三种零件就足矣, 无须与B7、B6和B5见面,他知不知道三种零件是由什么人冲压以及怎样冲压的,对 他的工作丝毫没有影响。分工的这种性质使得间接沟通结构的建立既是可能的,也 是必要的。在我们的例子里,枢纽A 和枢纽B 的作用是对各自单元内部的计划、能 力、需求进行集中掌握与安排,并由枢纽A 和枢纽B 决定两个车间的配合程序、时 间安排、产品调配以及有关的中介问题(合同、价格……),再由二者分别指挥本 单元成员进行生产、实现配合。这里面除了含有前两点已谈到的合并沟通渠道与公 共信息的作用,还增加了决策与指挥的作用。没有“信息枢纽”这几方面的作用, 一个分工社会是不可能形成与运转的。

   四、统一决策第三点是从协调社会实现配合的角度谈到“沟通枢纽”的决策作用,实现社会认同是需要将决策统一起来的另一层作用。由于人与人之间的内在条件和外部环境永远会有差异,决定了人的思想意识、行为方式也永远难以完全一致, 尤其对与日常经验距离较远的事物,如宏观社会问题、别种行业或其他社会单元的情况等。如果事事都由每个人自己决策、自行其是,社会就会无休止地处于各执己见的冲突中。

   “沟通枢纽”的作用一是以公共信息取代必定会产生差异的直接信息,例如单元B 将拖延十天交货,通过枢纽B →枢纽A 之间的单一渠道将此信息通知单元A 全体成员,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若单元A 的九人各自去对单元B 的八个成员分别调查,就可能得出九个不同的结果。

   “沟通枢纽”的另一作用是以统一决策取代各自决策。沟通的含义不仅指彼此间能够发生联系,传递信息,还应包括相互理解、取得共识,从而共同行动。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统一决策而等待所有成员的各自决策最终达成一致,那是一个难以实现的沟通,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只能落为议而不决的过程。这就需要每个人交出各自的决策权,统一交给“沟通枢纽”。即使“沟通枢纽”的决策不一定使所有人全满意,也比陷如无尽的争执而不能行动要好。至此,“枢纽”的作用已不仅仅是沟通了,我们已经可以在其间看到了权力的身影。

   五、程序化上述几点已表明没有“沟通枢纽”社会便不能运转,因此“沟通枢纽”就不能仅是为临时克服沟通困难所采取的权益之计,而需要成为人类社会须臾不可分离的一种固定结构。在这个意义上,“沟通枢纽”虽然是由具体的个人担当, 但其实质已经与具体的人分离,而以一种“职能化的位置”独立存在。在这种结构中,沟通的运作不光是针对需要被沟通的具体信息,而首先是在作为一种既定的程序进行运转,就象计算机的操作系统是计算机运作的前提一样。有了结构,沟通就不是靠人实现,而是靠结构,虽然人是不可缺少的,却是在结构中扮演角色,是结构的附属。例如枢纽A 与枢纽B 具体由谁承担,再变也无碍大局,但是单元A 与单 元B 之间的沟通没有这两个职位就实现不了。在这个结构里,使超极限的十七人之 间能实现充分沟通的渠道只能是枢纽A ←→枢纽B ,不按照这个程序进行沟通,这个群体的运转就会陷入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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