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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曲:「六四」背景

  胡耀邦,一个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民主运动紧密相联的名字,一个与充满活力、富有胆识、公正无私、清正廉洁紧密相联的名字。一九八六年隆冬的学生运动,促使胡耀邦被迫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一九八九年春天的胡耀邦去世,酿成了本世纪最大的中国民主爱国运动。从一九八七年一月十六日胡耀邦被迫辞去总书记到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胡耀邦的溘然去世,这二年零三个月的时间,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当时的社会政治基础是否预示着八九民主运动的结局只能是已经发生的那种样子?这一场凄烈的八十年代中国人权惨剧难道真的无可避免吗?让我们追溯历史。

  中共高层两种声音

  一九八六年,是「中国政坛」民主气氛最为浓烈的一年,也是因此而大伤元气的一年。由于中共所推进的经济改革受到现行政治、经济制度相掣肘,使得经济改革自农村改革的成功后,在提升到更高层次的城市改革后便开始出现混乱:物价上涨,通货膨胀,官员腐化,「官倒」猖獗,各种思潮泛滥,信仰危机加剧。由于经济改革遭遇了政治制度的瓶颈制约,中共锺局层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呼声。

  一种声音先强后弱,它以胡耀邦、赵紫阳、陆定一、习仲勋、万里为代表,恍较多地肯定了政治改革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邓小平对此表示支持。一九八六年七月八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第一次忱较系统地谈到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是党政分开。九月十六日,在邓小平提议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批准由当时的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薄一波、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冲等五人组成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为中共十三大设计政治体制改革蓝图。研讨小组下设办公室,由赵紫阳秘书、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鲍彤具体负责。可以说,中共最高层的民主政治风气在这个时候达到了顶峰。

  这种声音先弱后强,它以陈云、李先念、彭真以及胡乔木、邓力群为代表,他们认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现象到处泛滥」、「这个党不抓不行了」。在这个原则性的问题丘,邓小平一开始总是深藏不露,并没有表明他的观点。在讨论十二届六中全会的议题时,回对陈云、李先念、彭真、邓颖超等人的强大压力,邓小平完全尊重陈云等人的意见,并表态「要抓一抓精神文明的问题」。于是,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召开了,会议的主题就是加强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建设。

  这次中央全会有一个外界不知的情节。九月二十八日下午,是全会的最后半天,时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的陆定一举手要求主持人胡耀邦让他发言,陆定一说:「我建议决议中删去资产阶级自由化这句话。因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重在强调建设,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无关」。洛通个发言之大胆,无疑给会场投下了一颗炸弹,全场顿时鸦雀无声,无人敢于回应。陆的讲话第二天就遭到了没有参加那天下午会议的中顾委主任邓小平的批评。决议正式写入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内容,中共最高层的宽松气氛由此趋紧。十二月九日,方励之所在的中国科技大学率先拉开了一九八六年学生民主运动的序幕。反映到中共最高层,就是胡耀邦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违反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在重大政治问题上失误。一九八七年一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胡耀邦被迫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中共中央下发的一九八七年一号文件,号召全党、全国全因反击资产阶级自由化。在这次学潮中,方励之、刘宝雁、王若望三位知识分子的党籍被开除。

  到一九八七年一月中旬,持续了一个月之久的全国性学潮得以平息。与胡耀邦下台的同时,渴望政治改革愿望最强烈的陆定了习仲勋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批评,中共最高层的民主气氛一下子跌入谷底。一九八七年夏天,陆定一从无锡给同为中顾委的副主任薄一波写信,全信如下:

  一波同志:我请求辞去中顾委副主任的职务。告老还乡。陆定一七月十五日

  陆定一是中共资深的宣传工作领导人,曾任毛泽东时代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文革中遭到残酷迫害,文革后有深刻的对体制的反省。他的信从一个侧固反映了当时中共最高层的压抑气氛,也是对邓小平在处理胡耀邦问题上的一种不满。事实上,在清算了胡耀邦后,邓小平已经强烈地意识到中共最高层一股企图全面倒退并全盘否定改革的势力。西对复杂的局面,邓小平与赵紫阳多次谈话,要求坚决强调改革,防止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扩大化倾向,并继续支援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的工作。为此,赵紫阳亲自主持下发了中共中央四号文件,这一文件的最大作用就是将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严格限制在中共党内。同年五月十三日,在邓小平的授意下,赵紫阳发表了进一步坚持改革的讲话,这一讲话,实际上中止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使改革呼声又重新高涨起来。

  大量事实表明,在强大的反改革势力回前,邓小平、杨尚昆、薄一波与赵紫阳、万里等表现了空前的团结,这也是能将政治体制改革内容堂而皇之地写进中共十三大政治报告中的主要原因。中共十三大政治报告,除了强调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外,更主要的就是提出了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说到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是邓小平对付党内反改革势力的一个杀手钢。十三大的顺利召开,再造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声势,国内的政治形势再一次明亮起来。

  然而,中国的经济改革形势并未因此而改观。正当人们纷纷议论如何深化改革的时候,赵紫阳接受了一些经济学家的建议,试图开始从价格改革入手进行「闯关」,不懂经济的邓小平完全支持他所信任的赵紫阳的意见。为了减少阻力,一九八八年五月,邓小平公开表示支持价格改革,并提出「长痛不如短痛」,人民日报为此专门发表社论。这年夏天的北戴河会议,中共最高领导人专门讨论闯价格关问题,对经济学家提出的十套价格改革方案进行反复恍较研究,由于工作过于紧张,会议期间折损了两员大将:国务院秘书长陈俊生、国家计委第一副主任房维中。两人都因脑溢血不得不会议中途到太湖疗养。然而,价格改革并未因坚持改革的领导人个人的意愿而一帆风顺。北戴河会议尚未结束,全国就刮起了一轮又一轮的抢购风,引起全社会一片恐慌。到九月份,全国经济形势已变得非常严峻。「无级阶段是个筐,什么东西都往里装」这一民间谚语开始为中共最高层的反改革力量提供了口实,社会上出现的「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现象更使那挂至导计划经济的革命家恼怒。李先念说,中国经济已经到了危险的边缘。陈云说,中国经济亟需调整、改革、整顿、提高。西对难以控制的物价涨幅,邓小平也开始不得不担心了。陈云、邓小平、李先念都分别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重新考虑经济政策问题,并希望在中共十三届二中全会中予以明确。根据陈云、李先念的意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常务副总理姚依林提出了需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建议,中共十一届二中全会通过了这一决定。至此,赵紫阳的经济改革以「治理整顿」而宣告失败。这也使邓小平对赵紫阳感到失望。与经济政策调整紧密相连的是,政治形势又一次变得灰暗,中共最高层中坚持政治体制改革的主张也受到了很大的怀疑,王震就公开地对邓小平讲,「小平同志,不要让他们(注:指赵紫阳等)走得太远了。」事实上,政治体制改革此路已经不通。

  经济形势严峻

  一九八九年春天,中国经济形势仍然被一团乌云笼罩。李鹏在七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承认了当时的问题和困难。李鹏说,一当前我国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是物价涨过多,使人民生活的改善受到一定影响,部份城市居民的实际生活水平有所下降。经济工作中急于求成、忽视经济效益的倾向依然存在。经济结构还不合理,特别是能源、原材料供应、交通和通信仍然很紧张。国家财政还有较多的赤字。不稳定因素虽有缓解,但尚未根本消除。在新旧两种体制并存的条件下,在改革旧体制和探索、完善新体制的过程中,面临许多新的矛盾。中央与地方、国家与企业、集体与个人、计划与市场等基本经济关系尚未完全理顺。随着市场逐步开放和商品货币流通日益扩大,许多法规和制度有的尚未建立,有的不够健全,有的执行又不够严格,管理监督也没有跟上,偷税漏税、行贿受贿、敲诈勒索、假冒伪造等恶劣行为时有发生;一些干部以权谋私,甚至贪污腐化;一些政府机构官僚主义严重,一些部门、地方和企事业单位奢侈浪费惊人。

  三月三十一日,国务委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李贵鲜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政一把手会议上强调了全国金融形势的严峻。李贵鲜的讲话指出:日前货币、信贷情况很不乐观,金融形势仍然是严峻的日各专业银行预计到三月底只恍去年底增加百一十亿元,恍去年同期少增加一百五十亿元;今年以来,人民银行已陆续拿出二百亿元短期专项贷款,这是历史上没有过的。到一九八八年底,银行信贷资金运用总量为一万二千亿,其中,财政透支三百二十五亿,财政借款三百五十七亿,加银行购买的财政债券等,用于支援财政的资金七百九十三亿元,这些资金实际」已用于吃饭。到一九八八年底,我国外债余额已达四百亿美元,而全部外汇储备总额只有一百八十.一三亿美元。从资金运用情况来看,不仅存款准备金已经动用,而巨季度中央银行已投入二百亿元,各专业银行的资金已经到了死水位。所以,些地方银行同志说,一九八八年是难忘的一年,一九八九年则是难过的一年,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严峻的经济形势隐含着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在突发的社会事件即将到来之前,社会各界的心态到底如何呢?

  治安状况恶化

  据最高人民法院报告:一九八八年,全国法院审结的经济犯罪案件达五万五千七百一十件,是建国以来最高的,其中,判处贪污案件被告人八千四百二十八名,判处受贿案件被告人一千五百八十四名,判处投机倒把案件被告人一千六百九十九名,判处走私案件被告人一百九十八名。一九八九年」至三月份,全国法院又受理了一万五千七百八十七件经济犯罪案件。

  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报告:一九八九年一至三月份,─共立案查处构成犯罪的贪污贿赂案件六千四百三十三件,」上年同期增加一一十六.六%,占立案的各类经济犯罪案件总数的七十一.八%。其中行贿受贿犯罪尤其突出。检察机关共立案一千三百一十八件,比上年同期增加七十八.四%。其中查处贪污受贿在万元以上、担任县团级以上领导职务的重大案件一千三百三十八件,比上年同期增加了─七倍,涉及县团级以上干部六十人,比上年同期增加五十八%。

  严重的经济犯罪,严重的官员腐败,导致严重的社会治安恶化。据公安部报告:仅一九八九年第一季度,全国的发案率就达五十六万起,比一九八五年全年的五十四万起发案率还多十一万起。湖南省委向中央的报告很有典型性,不妨摘录如下:

  今年以来,我省各级公安机关积极开展整顿社会治安的总体战,虽然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是,治安形势仍然严峻,群众对此意见纷纷,强烈不满。

  今年以来,一些群众经常就社会问题来信,或举报凶犯,或发表感慨,字里行间充斥着埋怨、愤慨和不安之情。有些来信说,现在是土匪、强盗、扒子越来越多了,坏人的气焰越来越嚣张了。过去打了个人都不得了,现在杀个人却好」宰只鸡一样;过去土匪抢劫只敢在深山僻壤处抢,现在抢到大城市里,抢到火车、汽车、轮船上来了;绝迹多年的卖淫、娘娼等都在死灰复燃;至于赌博、争水争地闹纠纷、搞宗族械斗等,其次数之多、规模之大和造成的恶果,都超过了解放以来任何时候。

  据我省公安部门分析,常前治安形势严峻主丰表现在五个方向:一是抢劫、盗、诈骗等刑事案继续猛增。一季度全省共立各类刑事案件一万四千─四十起,其中大案一千七百三十九起,特大案件一百一一十五起,分别比去年同期增长五十.七%、九十五.八和五十一了四%。二是犯罪团夥活动嚣张。一至一百,全省共查获各类犯罪团夥六百…十五个、一千一百八十一一人,其中盗窃、抢劫团夥五百四十五个、一千九百四十人,均占八十八%以上。三是一些县市盗墓成风。一九八七年以来,长沙市被盗掘墓葬一千七百多冢,其中明清古墓上千冢。武冈县去年四月以来被掘坟墓五千三百多冢。四是卖淫、赌博等丑恶现象更趋严重。一季度全省共立各类治安案件一一万五千多起,比去年同期上升十七.一%,共罚款一百七十五万多元,没收财物折款一千九万多元。其中卖淫奸宿和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案件分别比去年同期上升六十一了三%和八十%。赌博之风更是越来越凶,由偷偷摸摸发展到公开化。五是集体上访、游行及各种闹事苗头增多。因山林田土、坟山纠纷引起的村与村、县与县之间的群众性械斗不断发生。有的为了战胜对方,竟自造土枪土炮,有的冲击县人武部抢夺枪支武装自己。

  今年以来刑事、治安案件大幅度上升的原因何在?公安部门的同志认为,犯罪分子捐工活动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图财。据统计,这类大案占全部大案的八十一%。导致图财案件猛增的具体原因,一是现金管理失控,钞票满天飞;二是高消费生活方式的刺激诱发一部份人走上非法谋财的道路;三是一些单位内部安全意识淡薄,防范措施不落实;四是破案率不高,打击处理也不及时。全省一季度重特案破案率为七十三.三%,比去年同期下降六%;盗窃大案破案率仅为六十八%,有的县市只有百分之四五十。

  省委常委对造成这种治安局面的原因也作了分析。大家认为,最直接的原因是,有吆地方把社会治安视为公安部门一家的事情,一些党政领导机关基本上没有管,以致综合治理搞不起来,效果不好;法制不健全,存在有法不依和执法不严的情况;实行办案收费提成,罚款减刑免刑的办法,给犯罪分子有机可乘;办案执法队伍的数量和质量都适应不了形势的要求,不仅破案率低,有的甚至参与作案,影响很坏;社会上见义勇为的行动在不少场合得不到支援和保护,造成邪气上升,正气受压。有的同志指出,根本原因是我们放松了思想政治工作。大家都朝钱看,满脑子都在想钱,致使好吃懒做、嫖娼逍遥、偷扒抢劫、贪污贿赂、尔虞我诈等丑恶习气和犯罪行为充斥了各个角落。有的同志激动地说:放松了思想政治工作,败坏党和民族的传统美德,是我们的最大失误,现在该是认真正视和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同样,严峻的社会治安状况已经深入到最与世隔绝的监狱。据司法部的报告:一九八九年二月八日,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西南缘的一所劳改农场发生了里狱事件,八十多名犯人手持铁锤、比首等凶器,杀死干警,占领监区,扣押人质、焚烧房屋,致使十人死亡。据自治劳改局反映,去─年全区二十三个劳改场所共发生哄监闹事等大案十一起,九十六名犯人越狱潜逃,三名干警被杀。

  军队思想状况

  一九八九年一月,总政治部在给共央的报告中反映:当前部队官兵的现实思想问题尽管多种多样,但大都与利益问题有关。可以说利益问题成为当前军营中普遍关心的焦点,其突出表现是:

  一,认为军队利益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多年来军费基本没有增加,扣除物价上涨因素,他们希望能够有计划有步骤地改善武器装备,否则一日肴事,将会影响执行战斗任务。

  二,认为军队财产和军事设施没有得到国家法律的可靠保护。近年来,军事设施被群众随意破─坏和侵占的事件屡有发生,没有得到有效制止。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生产规模的扩大,军地之间经济纠纷增多,利益矛盾突出。他们认为,部队要走自我发展的路子,要搞农副业生产和生产经营。

  三,认为军队官兵的物科丕活水平没有随科人民群众的生活改善而有所提高,因此,人心思走的问题也比过去突出了。

  四,国家对军队转业干部的安置缺乏稳定的法规性政策,随意性大。安置工作一年不如一年。干部担心政策变,普遍感到迟走不如早走。

  五,在军队与地方的交往中,有些群众对军队的理解和尊重意识减退,关心爱护子弟兵的热情低落。象国家已有明确规定的军属优抚,干部家属随军、就业,伤残人员的安置等政策,具体落实起来困难很大。

  一九八九年三月,中央军委办公厅特别就八十年代中期以来的「军官家门化」现象进行了调查。报告指出,一九八五年以来,不仅地方部队的军官已基本实现「家门化」,而且驻地条件较好的野战部队也有不少军官「家门化」。据某集团军调查,家在营区周围五十公里以内的部队军官约占军官总数的三十%,营以下已婚军官中占近三分之一了显而易见,军官「家门化」解决了军官家庭的一些实际困难,但给部队建设却带来了新的问题。一是带兵人脱离兵的现象日益严重。家门化军官,多数是基层的带兵人。如某旅七十四名家门回军官中,有五十一名是基层军官,其中十一名又是连队主官。每逢星期天或节假日,这些家在附近的军官回去休假,有的连队仅留一名排长值班,容易造成部队失控,不仅淡化了同士兵的感情,而且刺激和加剧了士兵私自回家的欲望。调查结果表明,「家门化」军官所在的连队,士兵私自离队的问题及其他连队严重。

  二是造成军官队伍的松散。为了满足家门回军官回家料理家务的要求,当前不少单位改休年假为月假,有的军官月假照常休,事假经写请,纪律涣散,组织观念淡薄。另外,家门回军官很容易受地方不正之风影响,形成复杂的人际关系,产生不利于部队建设的消极影响。三是军官的正常交流调动遇到阻力。有的家门回军官把离家五十公里以外的部队看成是「边远部队」,不愿到那里去工作。一日需要调动,便提出种种籍曰和理由,甚至以撂担子、转业相要挟,大大增加了军官合理流动的难度。四是士兵利益受侵占的现象突出。有的军官家属来队,「支自家的锅,煮连队的米」,不仅不交伙食费,还要索取伙食费。有的军官甚至授意或默许给养员把连队的副食品往自己家里送,在士兵中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一九八九年四月,针对军队长期来沿用的「一竿子插到底」、日原本本传达上级指示」、责两头带中间」陈旧工作方法,北京军区在召开军区基层建设工作会议的基层上,对当前的部队思想政治工作向中央军委提出了三点建议:了树立层次领导观念,书量少搞「一竿子插到底」。一些领导干部和领导机关喜欢「一竿子插到底」,习惯于搞什么「定点挂钩」、「分片包乾」,看起来工作很深入,指导很具体,实际上是上级干了下级的活,把本来属于下级干部职权范围内的事情,一古脑儿包了下来,打乱了基层正常的工作秩序,也助长了基层干部的依赖心理。六十三集团军斤长说,在军队领导体制中,各级有各级的领导职责、管辖范围、工作对象,通常情况下,应该是一级抓一级,画量减少不同领导层次都抓一样的事。凡属基层有权也有能力解决的问题,一般不要越位处理。一是传达贯彻上级指示要讲效益,不能机械地提倡「原原本本不走样」。当前不少领导干部传达贯彻会议精神和文件精神只是一味强调「原原本本」,结果逐级传达变成了逐级念文件,脱离了部队实际。北京军区后勤部政委说,一九八八年部里先后召开和收听上级电话会议二十一次,每次机关都要抽三、四个人连夜整理录音,加班列印,耗费了不少人力物力,却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希望今后团以上领导机关对上级机关和领导的指示,应该进行「调节、分流、变压」,从部队实际出发,决不能照抄照传,搞「上下一般粗」。三,「抓两头」并非抓两头,要在「带中间」和「帮后进」上下功夫。三十八集团军政治部主任认为,一些领导同志在抓连队建设时往往偏爱先进连队,要什么优先给什么,出了问题也护着;对后进连队则关心不够,甚至不愿到那里去,致使先进连队与后进连队的差距越拉越大,这样的先进其实没有实质性意义。

  三月三十一日,沈阳军区司令员刘精松在对部队经过近两个月的实地调查后,认为当前部队官兵对形势教育冷漠的主要原因,与教育者思想保守、教育模式陈旧有密切关系。为此,他就如何深化部队官兵形势教育向中央军委提出三条建议:一要破除把形势教育简单搞成「大好形势教育」的模式,要说真话,道实情,把形势的本来面目向群众讲清。要坚决制止采取诡辩的办法,拐弯抹角地把问题说成是成绩。」如把大米涨价说成是吃细粮的多了,是生活水平提高的标志;把经常停电说成是工矿企业增多,是生产力发展的标志等。这样,群众听了不但不信,更会产生逆反心理。要破除「成本大套、照本宣科」的教育模式,抓住人们关心的问题,从身边的事情讲起。一定要对干部战士关注的问题,由近及远,由具体到一般,解开大家的思想扣子,统一大家的认识。三要破除「教行脱节」的教育模式,把讲大形势与优化小环境结合起来,增加形势教育的说服力和可信度。如请反腐倡廉,如果本单位领导说一套做一套,收礼受贿,处事不公,就必然形成「台上他讲,台下讲他」的现象。

  地方高官建议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天宁虫巾长李瑞环谈了对时局的看法。他认为,改章时期巴现局部、暂时心理失衡是难免的,在某种程度上讲并非坏事。采取正确的补偿方式,积极控制和引导社会、o理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平衡,为关键阶段的改革作好心理准备,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李瑞环向中共中央提了五点建议:

  一,整顿官风、清廉政治、明确社会角色规范。作为低层次的社会意识,社会心理归根结蒂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要恢复群众的信任,消除普遍存在的逆反、心理,各级领导首先要先忧后乐,为群众作表率。从中央做起,首先管爱。同级干部,包括他们的老婆孩子。洛通样一级管一级,官风带含了风,党风带民风,就能政通人和、上下了o、共担风险,共渡难关。目前的主要倾向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只要中央动真格的,这个「老大难」的风气问题并不难解决。惩罚必须达到一定强度才能收到效果,「治乱世用重刑」。对腐败现象不能视而不见或处理太轻。我们现在要收民心,没点坚决措施不行。对贪污受贿、弄权渎职的,必须严惩不贷。

  二,加强改草理论研究,为人们调通心理、更新观念建立「参政座标系」。十年前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为今天的改革开放作了心理准备。而目前的情况是,改草的理论大大落后于改草的实践。十三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框架,亟待具体化、系统化。如价格改草,这几年几上几下,如果不从理论上把这一问题讲清,人们无法预测今后的变化,无法制定自己的行为对策,不知如河调适自己的心理,就必然在改革面前不知所措,惶恐不安。

  三,注意发挥新闻媒介的「安全合」效应,保持群众情绪渲泄渠道畅通。群众情绪直粗不宜细,正象高压锅气压超限就会爆炸。新闻媒介如能及时反映群众意见要求,将是保持社会、心理平衡的一个「安全阀」。要让这只安全阀真正起作用,关键是要增加透明度。要敢于脑及改草实践和社会心理中的敏感问题,不□避矛盾。新闻媒介应成为群众参政议政、社会协商对话的重要渠道,要在存小异的基础上求大同。

  四,在改革不能给人更多实惠的阵痛时期要特别注意解决好社会分配公平问题。随着收入差距的拉开,相对水平下降使相当一部份人体验到不公平,产生不满情绪。考虑到我国人民几十年吃「大锅饭」,考虑物价、工资改章在一段时间内对人们生活可能造成的困难,当前在处理经济发展中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时,要特别注意公平问题。必要时宁可暂时牺牲一点效率以避免社会动荡。

  五,清除精神文明建设中的「断档」现象,振奋民族精神。现在农民不大可能闹事,城市中只要工人这个大头稳住了,就不会出大的乱子。眼下正是需要统百籍心、统一认识之日,也恰是相当兀丕业思想政治工作削弱之时。虽然十一届六中全会对精神文明发了」个决议,但只停留在纸面上。现在中央对各省市、各省市对下面既无部署又无检查,不闻不间,应该引起重视。一九八九年三月一千七日,以改革著称的沈阳市市长武迪生向中共中央、国务院建议反思十年改草。武迪生在报告中说,十年改车成绩不容否定;十年改草经验非常丰富,不能丢掉;十年改革方向正确,要坚定不移。在充份肯定十年改革成就的同时,也要进行深刻反思。武迪生说,目前社会经济生活中出现的很多问题,除了客观原因外,主观上是由于工作指导上的失误造成的,其主要表现为「急」、「偏」、「软」、「散」、「浅」:

  ─急。改革上急于求成,建设上急于翻番。这是「左」的思想影响没有清除的反映。一些改革措施上台时,没有充份考虑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群众承受力,事半功倍。

  二偏。思想方法绝对化,缺乏辩证法。在处理经济环境与政治环境、改章与发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宏观与微观、新体制建立与干部队伍素质等关系上有较大的片面性。

  三软。在宏观管理上手段不硬,办法不多,老办法多,新办法少。对如河运用商品经济知识进行宏观管理缺少经验。

  四散。改草上存在一定的随意性和随机性,缺乏全面研究、瞻前顾后,往往一套好的改革措施出台后,因配套措施不完善而不能奏效,甚至引起新的社会矛盾。

  五浅。改草求新不求深,改草一个跟着一个,在完善和深化每一项改革上做文章却不够。

  李瑞环、武迪生的建议相当程度上代表了很多地方高官的看法。

  青年的苦恼

  一九八八年十月至十一百底,全国政协妇女青年联合委员会、共青团中央对全国青年的思想状况进行了一次历时三个月的全国性调查。这是一次规模宏大,富有权威性的调查。调查报告于一九八九年三月份完成,并报送中共中央、国务院。现摘录该份报告的第三部份的第一节。

  青年的思想主流是好的。但是,在目前社会环境没有得到根本治理的情况下,青年问题上潜伏着十分尖锐的矛盾,对这些问题不认识或处理不力,将会造成严重的后果。政治上,青年特别是高文化层次的青年中存在着几种不安定的因素。如果处理失当,矛盾一日藤化,很可能冲击改革、冲击国家的安定局面。

  在对待四项基本原则的态度方面。大部份青年主张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但主要是以农民和军人为主的青年群众。认为没必要坚持的,虽只占三.三五%,但却集中在研究生文化层,从职业看,这部份人以教师、学生和科技人员为主。明确表示马列主义不适合我国改革开放的,占九.七五%,这已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恍例,其中又以研究生文化层次卓然突出。调查问卷中,认为改革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融合的,占二十.二一%,其中大多数仍是研究生和大学生文化水平的青年。这说明了高文化层存在的思想混乱。

  2)对中共党风方面。对于一九八八年夏季的抢购风,认为这是人民不信任政府的表现的人占三十了五%,持这种意见者又是高文化层次的教育和商业工作者。在被调查的青年中,相信党风会越来越好的仅占二十二.八%。对于今年党风的估计,有两种意见并列:一是二十四.五%的人认为和去年差不多;二是二十.三%的人认为会比去年更差。把十三大前后青年对党和政府的信任程度作一对此,认为信任程度提高了的占二十九.七%,认为信任度降低了的也占二十九.一%。二者几乎相等。

  3)对学潮的评价方面。青年看法与党中央对学潮的处理方法相去甚远。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青年问卷中的赞成学潮的诸项意见,与成年人问卷中所得结果几乎完全一致。这应该视为不安定的思想基础。下列问题及赞成与反对之如下:学潮是青年人表达自己意见的一种方式(五十九.二四%比八.一六%);学潮是青年人对社会弊端的一种反抗(五十七.四%比十三.三二%);学潮不是学生爱闹事的表现(四十九.二七%比七.七八%);学潮并未扰乱中央改革的措施(三十七.六九%比九.一七%);学潮是学生爱国主义的表现一三十八.九一%比十七.一二%)。可见,压倒多数的青年肯定学潮。同样的问题,在成年问卷中的结果,其赞成与反对之比如下:学潮是青年人对社会弊端的一种反抗一六十.一三%比十二.二九%);学潮是青年人表达意见的一种方式(五十一.八三%比十二.二一%一;学潮不是学生爱闹事的表现一四十二.五二%比八.三一%一。青年和成年这种」致的态度,值得引起严重关注。

  4)对改革的信心方面。青年对各项改革十分敏感,对物价上涨表示不安,认为乱涨价是自己最大苦恼的占六十三.七九%。对住房制度的改革主要持三种意见:改要一律改,不给任何人特权;提高房租和出售住房的同时必须提高职工工资;提高房租和出售住房必须发放住房补贴。这和中央有关决策部门的政策规划大不一样。调查中发现,十三届三中全会后,青年对改革的支援和参与意识有所减弱,对改革的方向和前景发生怀疑,对改革的利益目标发生怀疑。很大一部份关、心改革前途的青年,由于没有通畅的渠道,他们的见解和思考得不到社会的重视。

  5)对社会风气方固。由于社会风气恶化,严重损害了青年成长的环境,反腐败斗争如果没有实质性进展,也易激起青年的不满情绪。问卷中,青年认为地位升迁在实际生活中并不靠踏实工作和求学深造的成绩,而是凭藉父母的权势或领导欣赏当官。大多数青年推测,今年的社会风气会比去年差,并认为现在的社会风气」十三大前更差。这种日趋恶化的社会风气,与信奉自我是一切言行的出发点和归宿点的那部份青年(二十.四九%)相结合,就可能出现为寻求个人出路而搞异常政治行普遍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并不是全面、系统的传播。有的说,中国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是不符合事实的,事实是毛泽东等人仓促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中一些对夺取政权有用的东西,如无产阶级专政、暴力革命等;有的说,「五四」运动传播的只是传统文化可以接受的、经过了东方农民文化改造的、变了形的马克思主义。因此,应该研究马克思主义是如何在中国变形的,而不是如何传播的;有的说,儒家化、农民化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文化,所以,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军事上是农村包围城市,在文化上也是如此,是农民文化摧毁了城市的精英文化。毛泽东迁就了农民文化,使农民文化形成了高潮,导致了以后的失误;有的甚至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的提法值得怀疑,马克思主义现在已经成了中国发展的阻力而不是动力。

  三,关于「五四」运动与传统文化

  绝大多数中青年教师认为,「五四」以来凡是进步的知识分子都主张全盘西化,他们的目的是要使中国充份世界化和现代化,现在我们不是继承传统不够,而是开放不够。有一种观点认为,精华和糟粕难以完全分开。特别在哲学层次里,由于时代不同,同一个观念在前工业化社会里可能是糟粕,在后工业化社会里则可能是精华。总之,传统文化与前工业化社会是不相适应的,因此必然引进西方文化加以改造。

  四,关于「五四」精神

  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五四」精神最本质的东西是个性解放,民主、科学只是在「五四」前为陈独秀等少数人所倡导,「五四」以后个性解放便成了真正的主题。个性自由、个性独立、个性解放是「五四」的精髓。有的说,发扬「五四」精神,应该高扬人性,高扬民主、科学,使人真正觉醒,成为真正的人,应该着重讨论民主问题,讨论民主、科学为什么在今天被中断了,目前的主要任务是反封建。

  五,文化研究与新文化建设

  最基本的观点是,当代文化的核心问题是知识分子问题。知识集团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反映了对生产力标准的态度。文化研究必须具有社会批判意识,知识分子应担负起批判、监督社会的责任。我们引进了西方的商品经济,却缺少西方批判商品经济的文化土壤。

  六,关于如何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

  三分之二以上的中青年教师强烈要求减少官方色彩、纪念色彩,以反思为主,而不是以纪念为主。有的提出,甚至要减少建立新信仰,寻找新道路的色彩,要少谈主义,多研究问题。有一种观点更认为,不要带着功利主义的目的纪念「五四」运动、捧「五四」运动,否则捧什么臭什么。「五四」运动是唯一联系青年的精神纽带了,把「五四」运动再捧臭了,中国真要成为一盘散沙了。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三日,中共四川省委向中共中央办公厅紧急报告。报告称,十二月一日、二日,西南交通大学校园内连续发现多张大字报,煽动知识分子起来闹事。其中一日那张题为「一二九告全体臭老九书」,其落款为「中华全国十二月联盟」,影响面很广。这张大字报写道:我们的财富,敛聚在一小撮民族败类手中,而真正的千千万万勤奋工作的人们却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这帮一贯善于忍受的人们,已经忍无可忍了。我们要活!我们要生存!!」「政府当局口口声声唱着十年改革成就的高调,难道物资困乏,通货飞涨就是他们所叫嚣的所谓十年改革成就?难道我们历经十几年寒窗之苦而最终收入还比不上一个卖瓜子的,这就是他们的所谓尊重人才?」「为了中华民族的生存,站起来,面对将要出现的屠刀,冲上前去,向那些皇宫的大老爷们大吼几声:中华民族将被引向何处去?!中国的臭老九们,还要不要生存?!」「让民、心不古」和「苦闷与呐喊」两篇大字报,更攻击党的领导,并煽动每一个严肃的中国人,特别是青年人起来战斗,并要求老一辈支援他们的行动。收到报告后,中共中央办公厅立即责成中共四川省委采取果断措施,做好各方面工作,确保「一二九」前后不发生问题。

  一九八九年三月,中共上海市委就上海五十一所高校青年教师的工作、生活状况向中共中央、国务院作了反映。报告称,上海五十一所高校二万六千六百0三名专职教师中,有一万0七百八十一名为三十五岁以下的青年教师,占四十.五三%。由于在住房分配、职称提升、工资提高、出国进修等方面都很难轮得上自己,导致人心不稳、行为躁动,厌教、弃教现象十分普遍。如上海交通大学的结婚用房只能解决到男的三十三岁,女的三十一岁,但全校二十八岁以上青年教师就有三百三十八人,其中多数要求学校解决结婚用房,已出现一间单身宿舍居住三位怀孕女教师的情况。一九八五年以来,每年只能解决青年教师的结婚用房二十五户左右,只占留校师资数的八分之一,上海外国语学院一九八八年毕业学生暑七十人,没有一人主动愿意到教育战线当教师,学校只能强制性分配二十五人到高校当教师,结果仍有七人不到单位报到;上海财政大学的青年教师流失率为二十三.六%,上海工业大学的流失率为二十五.七%;报告指出,青年教师生活和工作中的实际困难难以解决,是导致一些青年教师积极参与一九八六年上海高校大规模一「学潮」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促使大批青年教师「脱离苦海」、千方百计争取出国的一个重要原因,全市五十一所高校调查表明,九十%以上青年教师想出国,上海医科大学公派出去的二十八名留学人员,有十九名逾期不归。报告最后称:稳定青年教师的人、心,增强青年教师的凝聚力,已是高教界甚至社会各界的普遍愿望。否则,青年教师在思想上和行动上的不稳定,将对社会安定尤其是高校安定造成一定威胁。

  知识精英呼吁大赦

  事实上,自从中共开除了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的党籍,开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以后,民主力量在两个方因仍然获得了相当的进展。一方面,一部份知识分子继续走体制内改革之路,成为当权的改革派系的智囊;另一方面,则是知识界精英进行着广泛的社会启蒙工作,大力宣传民主政治和人本主义。两股力量在各个领域向政治保守势力、旧体制、旧意识发起挑战,在社会上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一九八九年一月六日,方励之致函邓小平,要求值建国四十年和「五四运动」七十年之际二在全国实行大赦,特别是释放魏京生以及所有类似的政治犯」。这「无论对魏京生本人作如何评定,释放他这样的已经服刑大约十年的人,是符合人道的,是会促进良好的社会风气的」。

  一月二十八日,一批在社会上有相当影响和地位的知识分子聚集在北京西便门的都乐书屋,开始发起「新启蒙沙龙」。国家安全部向中南海的《电话摘要》记述了这一经过。兹摘录如下:

  一月二十八日下午,一批有相当社会地位和影响的理论工作者在都乐书屋聚会。会议由来自上海的著名文艺批评家王元化主持。会议开始不久,即由苏绍智介绍最近考察束欧几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随后大家主要围绕苏绍智的发言并结合我国国情进行讨论。晚八点左右,异议分子方励之来到会场,并即兴发言,方说,「最近,我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要求实行大赦,释放魏京生。」并说「共产党斗,我们应该采取各种方式来进行,过去我想到在党内斗,所以我在科技大学就让研究所所有的人都入党,现在看这种方式不行。现在我们要从党外、体制外进行斗争,要有更多的实际行动。」方的发言完后,没有人接着方的发言继续。约二十分钟后,散会。参加这次聚会的有一百多人,他们中有苏绍、王若水、李洪林、吴明瑜、于浩成、金观涛、张显扬、包遵信等,老同志童大林、胡绩伟、李昌、李锐、秦川也参加了这次聚会。有美国、法国、意大利等一些外国记者在场。

  二月十三日,由诗人北岛策动北京文化学术界知名人士联名公开致函卡国人大和中共中央,呼应方励之的一月六日公开信,参加签名的有吴祖光、冰心、张洁、吴祖湘、汤一介、张岱年、严文井、冯亦代、萧乾、金额涛、李泽厚、庞朴、包运信、苏绍智、王若水、陈军等共三十三人。此信全文如下:

  我们得悉方励之先牛于一九八九年」月六日致邓小平宇席的公开信后,深表关切。我们认为,在建国四十周年和五四运动七十周年之际,实行大赦,特别是释放魏京生等政治犯,将会创造一个有利于改革昀和谐气氛,同时也是符合当今世界日益尊重人权的普遍潮流昀。

  二月十六日,留美学者、中国民联成员陈军在京举行记者招待会,广为散发方励之致邓小平昀信和三十三人的联名信。周恩来的遗孀邓颖超,在看到三十三人联名信中有她的好友、老作家冰心的名字时,说「她糊涂了」。二月二十一日,冰心在接受相港《晨报》记者采访时,就此作了解释,说「自己是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签名的」。

  二月二十一日,陈军致信全国人大常委会,呼吁把魏京牛等人大放问题列入全国人大需委会议事日程,并以民主方式作出结论。二十三日,陈军与北岛在京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成立「一九八九大赦工作小组」。公安部的报告指出,「据一些签名者说,陈军用蒙骗的手段徵得了一些人的签名。」「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次这么多人联名上书,更是第一次公开宣布成立组织要求政府大赦释放政治犯。」「必须密切注意这一新动向。」

  二月二十六日,由胡绩伟主持,在首钢召开中国民主问题研讨会,许良英、于浩成、李洪林、张显扬等六十余人参加。会后,由许良英发起首都科教界人士公开致信中共中央并领导人,呼吁加速政治体制改草。参加签名昀有钱临照、王淦昌、施维岚、叶笃正、汪容、于浩成、张显捣、李洪林、包遵信、吴祖光等四十二人。此信主要内容如下: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十年确是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然而今天,改革在前进中遭到严重障碍:腐败成风,「官倒」猖撅,物价飞涨,人心涣散,教育、科学、文化事业面临严重危机。我们这些长期战斗左斗研、教育、文化第一线的老年和中年知识分子,本着为国为民的社会责任感,以赤诚的爱国心,恳切地向你们提出如下建议:

  (一)在坚持改革、开放的前提下,画力使政治体制改革(即政治民主化)同经济改革同步进行。政治民主化(包括法治)是经济改草和整个现代化事业的必要保证。只有实现民主化,人民才能充份发挥下动性和积极性,改革过程中所出现的难以避免的困难,全国人民会乐息共同承担,通过群策群力,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而且,实现民主,在广大人民的监督和有效的舆论监督下一为政清廉」才

  (二)政治民主化的首要条件,是切实保证宪法所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特别是保证公民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的权利。这是安定团结唯一可靠的保证。

  (三)防止由于发表不同政治见解的言论和文字而治罪的历史悲剧重新出现,请责成有关部门释放一切因思想问题而被判刑或劳动教养的青年。不再因思想定罪。

  (四)对不能直接产生经济效益,但却决定国家未来命运的教育和科学事业,应予以必要支持,尽可能增加教育经费和科研经费在国民经济产值中的此车,提高知识分子的生活待遇。

  公安部的报告指出,「事态的发展和影响在进一步扩大。」

  同日,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表方励之题为《在人权标准上停在双重标准吗?》的文章。文章指出,一出于双重的目的,一些政治活动家在人权问题上采取了一种双重标准。具体地说,他们采取的双重标准就是,到苏联和东欧的人权事件所采取的态度同到中国的人权事件所采取的态度不一样。他们对前者表示关注,甚至使这个问题成为对外政策问题中的一个首要条件。但是,对后者他们只是嘴上说几句,几乎没采取什么行动。这种仿法不仅表明了一种错误态度,而且根本不符合人权精神。在争取人权的斗争中,我们不仅必须反对完全无视人权的事件,而且必须反到对不同国家采取双重标准的概念。我们必须为使一种人权概念适用于所有国家而斗争。」方励之文章的中文稿当日被发送到中共中央领导人中,李先念、王震等认为方励之已失去中国人的起码人格。

  三月十四日下午,为庆祝《思想者》创刊号的出版,陈奎德、王炎等人邀请三十多位北京知识界人士座谈,北京市安全局获知这一消息后,「到前门饭店予以阻止。会议最终取消。」而参加会议的光明日报记者戴晴,则徵集与会人员,并在会后再徵集有关人员共四十三名,在她准备好的致七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呼应三十三人联名信的公开信上签名。此信全文如下:

  值此国庆四十周年即将到来之际,我们吁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按照建国以来的惯例,大赦一批在押人员。前不久一批中国知识分子吁请释放魏京生等人,我们认为他们的请求是符合宪法、表达了民意的,在此,我们再次请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考虑这一要求。

  据公安部的报告,戴晴、苏伟等四十三人发表此信的目的是「出现第一批和第二批签名者之后,官方舆论在愚弄百姓,欺骗人民。我们对这个局面表达极大的愤慨。是完全被激怒而签的」。

  国家安全部的有关报告称:据一些签名者私底下说,这三封信的内容无多大实质性的区别,三封信与一封信的作用相同,一些签名者只是为了表示自己在中国民主化进程中自己的声音,生怕被人忘却,放在第一或第二封信中没有签上名后就再发动新的联名信。这是一些人的虚荣性所致,其实并不是想真正促进民主,而更多地带有功利目的,想以此扬扬名。不知道这样的联名信还会出现多少。还有一些签名者说,「中国民联」成员陈军发动昀签名是靠卑劣的欺骗手法实现的,沾污了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一些签名者对此感到反感。

  为了确保七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胜利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全国政法系统尤其是北京市政法部门「一定要密切注意各种社会新动向,将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

  高校潜伏大规模学潮

  在任何社会中,青年学生对当前所遭遇的问题反应历来最敏锐。而且,他们表达的方式往往反映问题的严重程度。自胡耀邦被迫辞职到胡耀邦去世,开于全国高校学生的思想状况,国家教委、新华社以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给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报告不少于五十份,有些报告反映的问题很尖锐。一九八八年七月十九日,国家教委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总结报告了八十年代以来的几次学潮情况相当前大学生的思想状况。摘录如下:

  一,几次学潮的简单回顾

  一九八五年「九一八」期间发生全国第一次学潮,提出反对中曾根参拜神社、我国外贸出现逆差和反对「太子党」的口号,后来由于中央采取纠正党风等一系列措施而平息。全国第二次学潮发生于一九八六年底至一九八七年元日下由中国科技大学首先发难,提出自由、民主的口号,由于中央发布一号文件并开除方励之等三人出党,学潮又平息。然而学潮退了田心潮未退。今年春天有关人士预测,由于改草进入最困难、最关键时期,学生看到消极因素多,今年九、十月份可能会发生第三次命国性学潮。据初步统计,今年一至六月,干国高校已发生大大小小的闹事风波,涉及十三个省市四十六所高校。今年六月二日北大研究生柴庆丰被害事件,由于中央处理及时果断,学潮被遏止。北大一位研究生说,「这次北大学潮是在缺乏足够的理论和组织准备下发生的,由于低年级学生打着高层次的旗帜干出低层次的事情,学潮早产、流产」。学潮的能量并未得到发泄。

  二,学潮发生的基本原因

  报告认为,学潮发生的基本原因除了目前大部份学生感到思想受压抑、知识分子待遇低、物价上涨压力大、对调整留学生政策有意见以及高校政工队伍严重涣散外,主要表现在:

  1)党内腐败现象与社会上的不正之风,容易使学生产生偏激情绪。一方面党内确实萍在不正之风,另一方面学牛也容易被一些谣言或夸大之辞所迷惑。「高干子弟担任领导职务」、「高干子弟办公司」等往往是学生议论的中心。

  2)学生对宣传舆论中的反差现象感到不平。一九八五年第一次学潮前,有些报纸对学生评价偏高,仿佛学生是天之骄子。学期发生后,学生对有些报纸指责他们高消费不满。他们对「工人阶级不答应」、「一小撮」等字眼特别反感。

  3)学生认为仍然缺少与领导到话的渠道。不少学生抱怨反映意见没有渠道,即使反映了也石沈大海。有的学校领导不愿与学生对话,因为无法解答某些学生提出的问题,担心加剧矛盾。

  4)确有少数坏人混入高校煽动闹事。每逢学潮,都有少数来自社会上的坏人参与,这些人成份复杂,有在一九七八年西单「民主墙」活跃的人,如正在服刑的魏京生的未婚妻及追随者;有贵州「启蒙社」等地下组织的成员。他们在一九八六年底学潮中较为活跃。有「四人帮」思潮的追随者,也有对政府不满的人。如有一个叫刘刚的北大物理系毕业生,曾是北大《自由谈》杂志负责人,现在无业。一九八六年底的学潮和这次学潮他都参加了。他在今年六月六日至九日晚在北大三角地集会中接连地发表演请,观点系统,并受到一批人的保护。另外,方励之及其妻李淑娴等人也非常活跃。

  现在看来这次北大学潮中写反动大字报的只是极少数人,这些人用的是「蓝圆贫僧」、「湖南人」、「北大蓝帆」等署名。

  国际上也有敌对势力渗透,由于李鹏总理曾赴苏联留学,西方有人利用国际舆论攻击李鹏,这些在北大大字报中也有反映。

  报告在总结此次学潮经验教训时特别强调:1)高校必须有坚强的党组织和德才兼备的校长,不能放弃或削弱党的领导。学校一日已现反动大字报应立即撕掉,出现反动演讲应立即取缔,对故意捣乱、思想极端的学生要采取强制手段,决不能等闲视之,但也要讲究策略。2)要发动思想进步的研究生、教师骨干做学生的思想工作。六月八日、九日晚,北大组织一吐一研究生、学生或教师骨干参加三角地集会,展开正面争论,取得了显著效果。3)重点学校设立治安派出所的问题要落到实处,几万人的一个大学就是一个小社会,出现合题要及时解决。4)加强政工队伍建设。北京高校现有在校学生十三万多人,从事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干部有三千多人,其中专职一千多人,兼职二千余人。要采取果断措施解决高校政工干部的职称系列和考核标准。

  一九八八年六月中旬,全国三十多所高校做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干部汇集中国科技大学,根据《当代大学生的思考与选择》的万人问卷调查,研究讨论大学生的思想状况,并报告给中共中央、国务院。报告认为,当代大学生中普遍存在政治上的模糊甚至错误认识,并有扩大趋势。

  1)政治信仰危机加剧,对共产主义社会的看法,有三十九.七%的学生认为纯粹是一种空想,、水远不能实现,有二十五%的认为这个问题说不清。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大学生开始越来越重视个人利益,崇尚个人自我奋斗,把个人昀需要看得高于一切。

  2)党的威信下降。有五十三.四天的学生不想入党;有四十五.六五%的学生认为党风越来越差;甚至十五.八五%的学生认为党风差的根源是「上梁不正下梁歪」。

  3)对学潮评价有抵触。有五十三.五六%的学生认为一九八六年底的全国学潮的根本起因是国家体制昀弊端和不正之风引起的;有十四.二七%昀学生公开表示一九八六年昀学潮学生根本没有错;有四十二.三二%的学生表示如果今后出现类似一九八六年的学潮,参不参加要视情况而定,甚至有五.七%的学生表示要积极参加。

  4)改革开放的看法。不少学生都希望国家富强,认为我国的现代化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只占四十一.七一%,认为管它什么主义,只要富起来就行的占四十五.六工%,有八.七七%的学生认为「应该补资本主义的课并全盘西化」。

  一九八九年三月底,共青团中央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报送了对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等首都二十三所高校学生思想状况的调查报告。报告指出,日前大学生群体呈现为一种带有较强惯性的「亚稳定状态」,在外部的强烈刺激与频繁冲击下,仍有发生大规模学潮的可能性;局部的、与实际利益相关的动荡很难完全避免。

  报告指出,大学生到改革方针及政策的全面调整表现出明显的不适应。多数学生在拥护改革的同时,对前途怀着种种疑虑和困惑,各种小道消息在学生中蜂起:有的学校传闻中央领导之间不和,有的学校传闻中央领导的夫人批条子仍起作用。他们怀疑中央是否真下决心进行整治、有无能力控制全国形势。他们认为党的十三大提出的改革理论缺乏系统性又无法操作,觉得中国的改革象一个无舵的船,在大海中撞来撞去,把船上的人撞晕了。

  个别大学生对改革前途消极失望。有的抱怨说,与其这样改,还不如不改,再改下去,改革取得的成果快变成负值了。有一些过激的学生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表示同情方励之、陈军等人的活动。有的学生讲,中国即使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民主也是最差的。还有一些学生说,人们现在似乎都在等待着什么,总觉得有一个大的事件将要发生。还有人说,「文革」十年是无政府主义,改革十年是无主义政府;「文革」十年是十年动乱,改革十年是十年乱动。

  有相当数量的学生此较消极。他们认为,既然社会不需要知识,倒不如及时行乐,舒舒服服混几年。现在学生中有两类三大派:第一类是托(福)派,第二类是麻(将)派和桥(牌)派。一派拚命学英语准备出国,另两派整天混日子。各高校都反映,春节后,打麻将、打扑克的学生有所增加。另外,报考研究生的大幅度下降。目前,部份大学生中存在的消极情绪和困惑情绪应该引起高度重视,任其发展有可能导致一些不稳定事件的发生。为此,报告建议:一,改变过去单形式为重实效,要给被教育者以灵活性,发挥他们的创造性。要敢于涉及敏感问题,不回避「热点」问题。二,当前不仅要注意社会实践的正效益,也要注意负效益。三,要设法防上和解决与论倾斜问题。目前社会舆论的倾斜程度比一九八六年还严重。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已经开始行动。特别要注意「五四」期间可能有人会散布种种消极言论。

  「动乱可能性极小」

  自一九八八年底开始,国外舆论对中国现状的评价大多侧重经济方面,总体认为中国发生动乱的可能性极小。其中,有一些报导的观点在中南海悄然流传,甚至引起了中共最高领导人的重视。

  如英国每日电讯报一九八八年十月十七日发表中国事务专家格雷厄姆.哈钦斯的文章《现代中国能够摆脱毛的遗产继续前进吗》,文章说:十年过去了,变得明显的是中国在这十年中遇到的是问题而不是成就。共产党领导人发现,从国家计划向市场经济的长征比他们想象的要更加吃力。因此,在庆祝改革开放十周年的时候不是高举旗帜举行游行,而是采取旨在重新确保对经济实行控制和减少市场作用的强硬措施。

  哪里出了毛病?造成当前困难的直接原因可能是经济的,但是面对北京的真正危机是政治的。这是一场政治结构和权力的危机,如果不加以解决,它必然会危害中国的振兴大业和香港、澳门甚至还有台湾的统一。

  中国今天这种失败的结果是:中国已经变成一个官僚资本主义社会,这是过去共产党人对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提出的指责。国家和经济力量集中在千百万党政干部手中,他们以光怪陆离昀企业家技巧列用他们的权力在不完善的产品和市场上大显神通。

  不幸的是,中国式的官僚资本主义没有受到诸如日本的武士道精神,或者支持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德国迅速发展的使命感这样的民族主义原则的扼制。在中国,民族主义的源泉和德国及日本一样深,但在意识形态上已经无所作为的共产党不再知道如河挖掘这峻源泉,而一个对口号厌倦了的人民也不知如河对民族主义做出反应。

  如果说,中国什么时候需要一场政治文化革命的话,那么现在是时候了。北京现在是一个不能希望用进行改革的口号、标语或赞扬来填补的意识形态和伦理真空。

  这一十分深刻的转向削弱了党一向在政治生活中占统治地位的权力的基础。然而,从其表现来看,党继续过去的作法,好像没有什么改变似的,差不多对生活各个方面进行干预,并对开发真正的政治替代办法加以阻挠。邓及其盟友自信地说,如果党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局面并保证生活水平提高,那么它会很快找到建立权威的新墓础。他们很自然不鼓励人民去讨论这样一个事实,即:共产党只是把中国从它自己制造的一场危机中挽救出来,在它统治时期,它没有取得一个能干的、奉行改革的非共产主义政党可能会取得的成就。换句话说,真正政治辩论的盖子必须捂着。

  因此相互矛盾的是,一方面人民经济生活的选择扩大了,而另一方面政治生活仍然是荒唐的。中国领导人还没有懂得:没有公开性的改革是不可能导致名符其实的民族振兴。在某一点上,正如马克思本人也会说的,中国过了时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不得不让位于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国领导人面临的挑战是保证这一点早一些实现。

  在邓已经八十四岁,而且又是一个继承危机正在隐约出现的时候,中国似乎缺少能承担这项任务的领导人。

  一九八九年三月十九日美国《落杉矶时报》发表了爱德华.加根《中国经济改车流产,经济放任自流,没有人对此注意》的文章。文章说:

  中国的经济改革计划上个月宣告失败。奇怪的是,似乎没有人注意这件事。

  该计划是在中国高级领导集团内部进行了激烈辩论之后破产的,这使中国失去了指导其经济的连贯的整体政策。现在,中国领导人不是在坚定地重整它的控制过严、结购不合理的经济;而是在手忙脚乱地用象徵性的拇指堵住千疮百孔的经济堤坝。

  ……

  上个月,事情已经变得很明显,甚至为稳定物价而作的这种努力也失败了。中国发坦自己缺乏一项指导经济的政策。看来,问题的核心是,实施这吐面策要担巨大的政治风险。正如中共首脑赵紫阳在布希总统在北京短暂逗留期间所说昀,「不少人对改章所遇到的困难缺乏充份昀思想准备」。事实上,这位共产党苜脑承认,某些领导人认为改革「应该走回头路」。

  目前还不消楚,政策的这种突然解体从长远来说刘中国意味着什么。中国领导人坚持认为,它只是把改革推迟两年。但是,这却给中国留下一个混合的物价体制,有些方面是自由的,有仕元面是受控制的;这种物价体制使政府官员贪污成风。与此同时,中国已进入缓慢的、无人掌舵的放任自流状态。

  一九八九年三月下旬,新华社一位高级记者在华盛顿参加坦界传播媒介会议之际,与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哈里.哈丁进行了私下会谈。下面摘录新华社《参考消息》的有关内容:

  哈丁说,他对目前中国昀国内局势待谨慎乐观态度。他认为,他的判断是建立在中国领导体制不发生重大变化前提下的。这位四十三岁的研究员说,「我对相港报纸报导的有关中国领导人可能会发生变化的报导感到关注。在目前的时刻更换中国领导人,对目前的改章将是一场灾难。不少美国中国问题专家认为,一旦邓谢世,中国政局可能会出现动乱,至少将叫人摸不着头脑。

  哈丁表示,他对中国目前紧缩政策以后的结局不太清楚,但也没有理由对此感到悲观。

  谈到中美关系,哈丁说,原先中美关系最重要的基础是共同反对苏联在亚洲的进展,由于中苏关系和美苏关系的改善正在消失。此外,亚太地区的国际关系格局也在发生变化。人们越来越重视在经济方面的竞争,而不是地缘政治力旦里的平衡。因此,经济关系将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

  哈丁认为,尽管中美建交已经十年,但两国还并不十分了解,因此苜些本来可以避免的摩擦还是发生了。特别是有关人权方面昀问题变得更为突出。他说,如果处理不好,人权问题有可能成为影响中美关系发展的第二大障碍(第一障碍是台湾问题)。因此,中美两国政府都要谨慎处理这个问题。

  哈丁说,最近美国官方向他咨询时他提出了对华关系中应注意的几点,已引起布希总统的重视:

  一,美国人对中国改个中出现的周期性现象,即时而紧缩时而放松的情况不必过份反应。因为这种现像是会经情出现的。这就意味着当中国准备实行资本主义或者摒弃马克思主义,改革出现高潮时,美国人不应该大肆吹捧赞美;同时,当中国改革出现挫折时,美国人也不必惧怕中国将经历另一场反右运动或另一场文化大革命。总之,我们要着眼于长期的发展趋势,而不要夸大一些具体事件。

  二,美国不应该明确支援中国的某些组织或某些派别。如果我们暗示我们赞成中国那些自称「亲美派」或「激进的改革派」的人,这也将是非常不明智的。无论怎么说,这会有反作用的。当然,我们应当同那些组织保持接鲷。但是我们应该同那些准备把中国建成现代化国家并同邻国和平相处的那些人一起工作,而不光是那些我们所认为的同情美国昀或是彻底支援改革的人。

  三,此较说来,中国的政治局势是够复杂的,也是捉摸不定的,因此,对美国来说,支持某些特定的人甚至包括那政治权利受到侵犯的人,都不合适。此较适合的是美国政府可以把一些注意力集中在某些发展趋势,而不是替哪个群体的人摇旗呐喊。

  四,最后,除非中国国内形势有很大的倒退,我们应该避免正式和公开地谴责中国。国会也应该通过正常的听证会和报告来表示对中国人权形势的关心,而不是信口乱说。政府部门也应该继续发布有关这方面内容的年度报告。而一些私人和组织则可以继续注视中国政治和法制情况的演变。美国领导人和外交官也应该向中国领导人和外交官表示对这方面问题的关心。但是,国会通过正式决议,总统发表公开声明,看来坏处多于好处。

  哈丁认为,对于中国政府来说,它应该了解美国社会多元化的特点。例如,美国政府不能控制或阻止人权组织或美国国会对中国的批评,它们的观点并不一定代表政府的观点。

  哈丁建议中国政府在判断美国的立场时,把国会、传播媒介和非政府的组织同行政机构即美国政府区分开来。同时,中国方面应多与美国国会议员、新闻界人士,右翼团体保持良好的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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