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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中国「六四」真相》的深远意义

    黎安友(Andrew J. Nathan)

  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层的信息是不寻常的,但并不是没有听说过。例如,文化大革命期间,红卫兵根据从中共档案馆拿出的材料,油印了两册毛泽东从来没有公开发表过的讲话和谈话。一九七二年毛的妻子江青接受了美国历史学家个人采访,显然是要巩固她的毛泽东革命伴侣的显赫地位。不那么引人注目的例子还可以列举一些,通过这些文献和目击者报告,人们得以窥见全世界最秘密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制度(注一)。

  在我看来,《中国「六四」真相》这本书的故事情节、披露的事件纪录之全面、它的内容可能带来的爆炸性都是史无前例的。

  这本书誊录了一九八九年春天发生在北京的那场震惊全世界的事件中,中国大陆最高层决策的详细过程的数百份文献的全部或部份。不仅因为六四事件是共产主义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而且,整个世界和中国人民对中国任何一段历史的高层政治,都从未得到过这么接近核心的表述。

  「天安门事件」从北京学生鼓励深化改革和自由化开始,很快就演变成要求更具深远意义的变革。天安门广场学生的绝食赢得数千万公民的支持,在几个星期的时间里,中国几百个城市的市民上街要求政府作出回应。政府起初试图等待在天安门广场的绝食者撤出,然后同他们进行有限的对话,但政府最后只得通过命令和武力强迫他们撤出广场。在作出上述决定的过程中,共产党高层决策者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之后最严重的分裂。

  有几本值得注意的书和一部重要的电影纪录片,根据学生和北京市民的观点,讲述了「天安门事件」这个故事(注二)。但我们从《中国「六四」真相》这本书中,第一次看到来自中南海(这是位于北京中心的前皇家公园,是中共中央、国务院所在地)的观点。在中南海高高的大红墙里面的人通常以非正式的小圈子运作,这个小圈子不到十人,再加上一些幕僚。

  所谓「八老」参与关键时刻的关键决策,「八老」事实上是中国宪法之外的终审上诉法庭。其中「三老」最有权,而最终的决定得由邓小平作出,尽管他已交出除军委主席一职之外的所有职务。他住在中南海之外的住宅里,有自己的办公人员。在那痛苦的几个月中,最关键的会议都在他的住宅召开。

  每天,各种情报从北京和全国各地的带有盯梢和控制任务的机构如潮水般地涌入中南海。几乎是每时每刻,中共中央都收到各种秘密报告,来自北京、上海和其它省市的,来自两个安全部门(负责国内治安工作的公安部和负责外国情报、反情报和其它工作的国家安全部),来自具有新闻报导和搜集情报双重功能的新华社,来自军方的各级机构、党的宣传部和统战部,来自国家教育委员会、铁道部、农业部、工业各部、邮电部和其它内阁级机构,以及来自驻外外交使团等。这些材料包括学生、教授、党的干部、部队官兵、工人、农民、店员、街头小贩和中国其他人的思想状况;省和中央领导人关于政策问题的考虑;国外媒体、学术界和政界意见;铁路交通情况,私下的讨论、街上采访到的信息等。

  通常,这些材料仅仅在大约四十人的最高层领导中传阅,许多材料更严格地只限制在五名政治局常委和「八老」中间(尽管宪法条款从法律上将最高权力地位给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是中国正式权力组织中的最高机构。全国人大最近才走出作为橡皮图章的历史)某些报告仅仅送给一个或几个领导人。总的来说,这些披露出来的报告可以详细地告诉我们:中央决策者是如何从他们的深宅大院观看周围发生的事件,这些人如何评估对他们的统治面临的威胁,等等。

  这些材料还包括中共领导人正式和非正式会议的纪录以及他们私下谈话的部份内容。由这些材料,我们可以看出一小部份刚愎自用的领导人之间铤而走险的冲突,这些人的个性空前生动地表现出来。我们看到:最终决策者们在内部讨论正在发生的事件时都说了些什么,他们如何辩论学生的动机,他们把谁看作主要敌人,哪种考虑主导了他们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他们在命令部队开进广场之前为什么等待那么久,后来为什么不再等待,他们命令部队干什么。也许,最具有戏剧性的是,这本书提供的绝对证据说明:在解决关键问题时,谁投了什么票。而且,用他们的原话说明了各自投票的理由。

  材料显示,政治局常委中三名常委投票赞成同学生对话,而不是戒严。如果他们这么做了,中国当代历史和它与西方的关系就很不一样了。与学生对话将使天平偏向政治改革,今天的中国将可能是个开放的,甚至是选举式民主社会,或许在改革了的共产党治下。然而,分裂的政治局常委履行了他们的秘密承诺,将分歧交给元老裁决。元老们认定稳定高于改革,撤销了总书记赵紫阳的职务,部署军队,「挽救革命」,提拔了现今统治中国的江泽民。其结果是中国十多年的国内政治停滞,中国同西方关系空前紧张。

  现在,一些仍在中共体制内的人,决定采用他们能采用的最强烈的方式-揭示「六四」真相,来重新进行民主斗争。

  他们是谁?他们为什么这么做,他们是如何做的?一方面,我必须讲出我能讲的故事,我的这些叙述又受制于保护编纂者的需要(注三)。

  本书披露的文献在中国只有极少的人才能看到。编纂者能够得到它们,并将这些文献公之于众,目的是为了挑战官方关于「天安门事件」是「合法镇压反政府暴乱」的说法。

  他在中国境外找到我,向我解释了这些,要求我帮助。为什么是我呢?我是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科学教授,专门研究中国政治和外交政策。我在学术和非学术场合或写作或讲述中国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我是涉及中国问题的两个人权组织理事会(注四)成员,也是同中国流亡海外民主运动有关的几个出版物编辑顾问委员会的成员。我参与了李志绥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和异见人士魏京生狱中书信的出版(注五)。我的某些讲话和行动有些被视为对中国友好,有些则被当作批评。编纂者说他和他的朋友们未必同意我的所有观点和做法,但他们已经多年关注我的观点,认为我心存公平,认为我会愿意参加这个很可能引起很多争议的项目,并相信我会尊重材料的完整性。他说,他认为我们有共同的目的-忠实于历史的真实。

  我对参与这么困难的项目并不特别感奋,因为我不是政治家。可能被卷入中国现实政治的前景,恐慌感超过吸引力。由于编辑材料不是创造性的学术工作,在学术荣誉上我所获不多,如果我同意帮助,我将承担评价材料是否真实的沈重责任。然而,如果我相信它们是真的,我则不能拒绝去帮助。

  过去一段时间以来,通过多种渠道和方法,我满意地得出结论,这本书的材料是真实的。一部份原因是,我通过研究材料本身,考证了许多不可能编造的细节。此外,我通过同编纂者在材料和出版过程中的合作认识到材料的真实性。他仍然以中国人的标准坚持我对他的专案所做的政治承诺,也就是不暴露帮助他把材料带到西方的人和过程。尽管如此,根据我所掌握的情况,觉得我不仅能够,而且有责任帮着把真相公布出来。

  参与这个项目的其他人也知晓部份我所知道的内容,但鉴定材料的最终责任在我。

  不幸的是,因为担心编纂者和其他人的安全,我不能将我确认的根据与读者分享。至少暂时是这样,我只能要求读者考虑材料本身所体现的真实性。

  读者将会看到,《中国「六四」真相》具有内在一致性、丰富性和可信性,书中的内容几乎是无法伪造的。它们包括北京、地方和军队的事件;揭示了在示威学生和支持他们的知识分子团体之间公开的和秘密会议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大段引用外国新闻报导;记录从中国记者同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对话中发现的情报;点出在危机期间给中国领导人打电话的外交官名字。有些有公开纪录,有些材料要通过艰苦的研究才能发现,但多数材料都是不可能凭想像编造的。总而言之,很难想像能发明什么可行的手段来编造这么详尽的细节。

  书中提及的材料包括国家安全机构和其它渠道提供的情报,也包括许多有名有姓的个人的活动的情报,那些人中有不少现在在西方。通过与事件参与者核对一些事例,我们发现材料中那些记述都是经得起考证的。

  我并不是说书里记载的每件事实都是正确的-实际上任何政府的文献都是如此。国家安全部关于知识分子支持学生活动的叙述似乎具有偏见。我们相信指控美国和台湾操纵学生运动并无根据。国家安全部指控乔治.索罗斯(GeorgeSoros)的背后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是不可信的。「尾声」引用内部报告提到的死亡人数与当时官方发表的死亡人数没什么不同,但未必是最后结论。同国家安全部五月二十一日的报告相反,我们不相信要学生们绝食是王军涛出的主意。这些例子告诉我们,应当谨慎使用这些材料。

  几名了解情况的人阅读了整个和部份书稿,所有人得到与我一样的印象:内容都是真实的。这些人包括参与这一项目的人(其中林培瑞和夏伟当时就在北京),两名紧紧追踪「天安门事件」的中国记者,一个在北京,另一个不在北京。

  编纂者希望首先出中文版,准备好了再出版外文版。但由于这一项目的敏感性,以中文先行出版很困难。最后,我发现比较容易的方式是:同一家西方出版社合作先出版英文版,再根据英文翻译出版其它外文版,本书外文版因此压缩了篇幅,增加了解释性材料,资料来源亦需要注明。其结果是出版两部不同的书。中文版的篇幅相当于英文版的三倍,但很少解释和注明消息来源。中文版二00一年春天由明镜出版社出版。

  正如编纂者所说,他与我都是为了历史的真实而受到感召。但显然,从一开始,他就有我这个学者所没有的政治目标。正如他在自序中所说:他希望《中国「六四」真相》将显示学生运动是合法的、动机良好的,政府处理出现了错误,学生和市民对透明度和对话的要求应当得到满足;一系列政治改革应当进行并扩展,允许媒体自由、允许成立学生自治组织、允许成立自由工会,等等。当然,这种改革将意味着共产党统治性质的根本变化,但编纂者相信这是共产党实现救国使命的唯一途径。

  这种剧烈变革显然要牵涉到激烈的政治斗争,就像一九八九年那样激烈的争夺确定了中国目前的强硬路线一样,高层领导人再次处于分水岭上。在处理翻译和编辑事务的时候,我试图推论这个项目可能会帮助谁,又会伤害谁。这些结论是我个人的,编纂者对它们没有任何责任。

  在我看来,《中国「六四」真相》可能损害中国今天两个最有权力者江泽民和李鹏,而提高其他它几名高级领导人的权威。由于中国领导人的不同派系渗透到党的各级组织,数百万名官员命运都会受到影响。

  江泽民是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同时占据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三个要职(这是中国政治结构的三条腿。国家相当于西方概念中的政府,包括国务院和立法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是所有权威的真正来源,它作出最重要的决定并下达给国家机器去执行。军队大体上是个独立的权力结构,通过中央军事委员会执行最高领导人的指示)。江泽民的总书记职务将到二00二年十月任满,他的国家主席职务将到二00三年三月任满。有些评论家预测他将在退出上述职务后试图保留中央军委主席职务,以便继续在幕后发挥影响,类似本书所描写的那一时期邓小平的作法。

  一九八九年江泽民是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他在那一时期没有特别的恶行,尽管他关闭《世界经济导报》事件至今受到知识分子的怨恨。《中国「六四」真相》显示,他上升到最高权位是通过非正常程序,靠元老们在五月二十七日的投票确定。元老们挑选他是因为他是个顺从、谨慎的人,当时置身于首先造成危机的殊死派系斗争之外。过去人们就怀疑这一点,但过去从来没有披露过那些细节。公开这些细节将削弱江泽民的权威。尽管江未必是个真正的政治保守人物,但为了权力平衡和维护自己权力,他要遵从保守派的意见。

  本书出版后第二个可能受到严重伤害的是今天中共第二号人物李鹏。除了政治局常委之外,李鹏也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他在党内和国家的职务都和江泽民同时届满(分别为二00二和二00三年)。李在一九八九年是总理,他的所作所为,我相信多数中国读者都认为只有在他下台后才能受到惩处。他不仅鼓吹针对学生的强硬路线并到电视上宣布戒严,而且正如材料显示的,他操纵信息导致邓小平和元老们相信,示威矛头指向他们本人和他们为之献身所建立的政治制度。《中国「六四」真相》显示,在镇压之后,他利用情报和公安机构搜集信息,迫害自由派官员和知识分子。

  西方读者对本书中所述李鹏的行为,可能比中国读者的反应更为正面。李可能是一九八九年事件中最有能力、最坚定的政客。他在压力下表现出强硬和精力,以冷静和清晰的态度对付变化不定的局势。如果说李把学生运动看作对现政权的致命挑战,历史证明他的判断离实际相差不远。可以肯定,材料显示李是个复仇心强、严肃的、政治上僵化的人物,但他不是个机会主义者。他把忠于一党专政作为原则,不管多么不得人心,他都不怕去维护那一原则。根据材料,他对流血事件不应当担负任何直接责任。尽管与下达的命令相反,屠杀事件还是发生了,训练不够的部队当时已经失控。

  但只有在一种多元文化下,才有人欣赏在错误的事业中表现出色的政客。而对于中国,更重要的是,李是站在历史的错误一边。今天他是中国保守力量中职务最高的旗手,保守力量坚信:中国只有坚持严格的政治和思想信条并坚持社会主义,才能度过目前的危机。在「天安门事件」后的几年,这批人具有很大影响,这反映在重新实施政治镇压、逮捕异见人士、关闭自由派报纸和杂志、法律上严格控制自由结社、在国际上对人权问题采取强硬路线。从政治上摧毁李鹏的地位,将搬掉自由改革和同西方改善关系的主要障碍。

  李鹏自一九八九年以来的三个盟友今天仍然在政治局。李铁映在一九八九年是政治局委员和国家教育委员会主任,为了把学生运动限制在校园之内曾经作出不懈努力。李鹏的亲信罗干当时担任国务院秘书长,在一九八九年,他负责安排李鹏强硬路线策略的所有细节,包括对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人民武装警察发布指示。今天作为政治局成员,他领导中国的外国情报和反情报工作、国内警察和司法体系。在一九八九年担任山东省委书记的姜春云当时以不流血方式处理危机,但由于他同李鹏的紧密政治关系,他比绝大多数省级领导都更响亮地支持强硬路线。一九八九年之后,他获得一系列晋升,包括被任命为政治局委员。这三个人的地位都可能受到这本书的打击,客观效果是为改革开辟更多的空间。

  在二十二名政治局委员中,有五人的地位将由于《中国「六四」真相》的出版而受到损害,包括两名最高领导及其三名下属。由于在「天安门事件」中的作用而应当受到最严厉批评的其他人或者去世、或者失势。在共产党对学生事件的反应中应当承担最终责任的邓小平,于一九九七年二月去世。但不管怎么说,他在本书中也许是比当时看来更值得同情的人。他是被拖进决策-他曾经对心腹杨尚昆悲诉,在他那么高龄的时候要承担那种责任│他一开始愿意支持赵紫阳的妥协路线。后来李鹏及其盟友说服他相信,示威者对他个人和党有敌意,邓授权动用军队,但坚持不许流血。他命令新领导人继续经济改革和对西方开放的路线。如果邓的接班人愿意的话,《中国「六四」真相》因而使改变关于「天安门事件」的定论出现可能性,而又不损害邓小平的威信。邓的威信正是他们的合法性所依赖的部份遗产。

  本书显示在当时同邓小平一起发挥核心作用,现在已经去世的另一元老,是邓的战友杨尚昆。有些材料是杨的朋友之一提供的,这些材料导致如下推测:如果杨的威信提高,同杨关系密切的人有望受益。但杨尚昆和他的堂弟杨白冰在一九九二年的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上都失去权力,随后几年,江泽民把他们在军队中的多数亲信调出权力圈子,因此并不清楚今天争夺势力范围的人中间,「杨家将」是否还在内。

  参与一九八九年四-六月关键决策中的其他六名元老中,五人已经死亡。到这本书出版时仍然在世的唯一元老薄一波在政治上已不活跃。在一九八九年政治局常委中排名第五的姚依林对学生的敌意超过李鹏,姚在一九九六年去世。当时北京市的两名领导人,市委书记李锡铭和市长陈希同与李鹏一道操纵送给元老的信息,帮助他为军队镇压创造政治条件,他们都已经失势。李锡铭已退休,陈希同由于腐败被判刑,现在保外就医。因此,本书的政治目标很窄。

  相比之下,现在高级领导人中的八人,可能由于他们在一九八九年的作用被公开而受益。毫不奇怪,他们都是赞成改革(尽管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赞同编纂者的观点)。中国现任总理朱镕基在一九八九年是上海市长,他反对给他的城市派遣部队,通过不流血的方式结束示威。李瑞环当时担任天津市委书记兼市长,像朱一样,他坚持同示威学生对话,避免流血。如果说江泽民和李鹏政治上要受到损失,朱和李将潜在地受益。

  今天的政治局中还有其他人。田纪云在一九八九年是负责农业和外贸的副总理,站在赵紫阳一边,提倡同学生对话。在一九八九年担任监察部部长的尉建行参与了同学生对话,积极调查学生示威者提出的腐败指控。赵紫阳的亲信、当时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温家宝赞成温和路线,赵紫阳失势之后,温也靠边站,对军队镇压没有任何责任。当时担任辽宁省省长的李长春和江西省省长吴官正都是温和派,并亲自参与同本地学生的对话。今天政治局里两名军人之一的国防部长迟浩田,对于如何处理示威问题采取了温和路线,且对于最后决定是否使用武力没有发言权,他的职务要求他服从镇压的命令。发表《中国「六四」真相》可能加强这些人进行改革的力量。

  还有某些今天政治局之外的权威人物和《中国「六四」真相》一书关系很大。由于拒绝参加镇压而被免除总书记职务的赵紫阳,现在仍然处于半软禁状态。正像李鹏的情况那样,西方读者对于纪录中的赵紫阳的行为,反应会与中国读者不同。他是个自由民主人士,他对于变革的见解是我们所称赞的,但材料也显示他曾经犯了严重错误。他低估了学生的挑战,在危机开始的时候离开京城,浪费了他的关键后台邓小平的支持。西方人最难理解的就是他决定把对邓小平的忠诚置于原则之上;当他知道就要进行镇压时,他提出辞职而不是抵抗。

  但中国读者会以不同的观点看待这一问题。赵拒绝参与或反对镇压,可以被看作恪守儒家传统的官员的反应,当他对人民的责任和对主子的忠诚发生冲突时只有引退。此外,《中国「六四」真相》显示,政治局常委要遵守党内秘密决议:僵持不下时要找邓小平和其它元老。材料还进一步显示,邓小平通过杨尚昆对军队实行绝对控制,如果政治局常委遇到危机要提交邓小平和其它元老,邓具有充份的手段行使他的权威。所有这些都会缓和中国读者对于赵似乎软弱的判断。

  今天赵已经太老,无法重返政治舞台。然而,能够为他洗刷名誉的任何信息都将改善他那些下属的前景,那些下属占据从中央到地方党和政府的重要位置。在这些人当中,最重要的可能是前面提到的温家宝,作为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他是政府中最有权力的温和派之一,很可能担任未来的总理。

  一九八九年排名在赵紫阳和李鹏之后的是政治局常委第三号人物乔石,他当时主管人事和安全等敏感领域。我们可以从他在政治局常委的关键会议上讲话中看出,他是不赞成使用武力(以全部纪录作为背景,我解释他在五月十七日决定戒严的那个关键会议上弃权,表明他不赞成使用武力)。但是像赵紫阳一样,他敬畏邓小平,因此没有投下关键的一票阻止实施戒严令(注六)。乔的优柔寡断毫无疑问在于他了解反对邓小平是徒劳的。但他的动摇导致他牺牲了自己的政治抱负,因为元老挑选赵的接班人,他们认为乔太软弱。一九九七年,乔由于江泽民的敦促而退休。像赵一样,他今天太老了,不可能成为权力竞争对手,但他在党内也有自由派下属,他的名誉对于他们具有影响。

  在一九八九年支持赵紫阳的另一个政治局常委是胡启立。他一直受到胡耀邦的提携,胡耀邦的去世点燃了学生运动,他赞成学生的多数立场,赞成通过对话解决他们的要求。通过文献,我们可以看到在关键时刻,胡启立利用他主管新闻,允许全面报导有关事件,因此促成了第一次,也是迄今唯一的一次共产党历史上的新闻自由。赵、乔和胡构成了政治局常委中反对使用武力的三人多数。随着赵紫阳被清洗,胡启立的政治生涯已经实际上结束了,尽管他现在拥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的名誉职位。

  作为我们对今天政治局研究的最后部份,其余九名成员对于披露一九八九年他们的行为几乎得不到好处,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他们或者距离北京太远、或者职位太低,因而对于本书所叙述的事件不能承担责任。他们中现在职位最高的是国家副主席、江泽民的接班人胡锦涛。一九八九年他在西藏担任党委书记。尽管他多数时间是在北京疗养高原综合症,他没有直接参与那里的事件。现在是政治局常委的李岚清当时只是外贸部副部长。今天政治局中第二个军方委员是张万年,他在一九八九年是济南军区司令员,而济南军区是没有参与北京事件的军区之一。其他政治局委员在一九八九年都是省长或省委书记,远离北京。这些人对于发表《中国「六四」真相》都会安之若素,而他们的态度对于党在今后是否要走政治改革的道路非常关键。

  尽管现在政治局似乎有赞成改革的多数,然而由于第二号人物李鹏及其三名支持者的影响,加上江泽民的谨慎,重新投入政治改革几乎不可能。藉助出版《中国「六四」真相》,编纂者所期望的,显然就是要打破这种瘫痪局面。

  但为什么上述的多数人自己不去查看天安门档案?根据本书关于会议的报告可以看出,部份答案或许在于寻求共识的中国决策机制。只要相当一部份人不愿意重提那一题目,其他人似乎都不想为它而争斗。此外,我们应当断定高层中几乎没有人知道或看过《中国「六四」真相》中多数文献的内容。李鹏是唯一的例外,他当时就身处北京高层。十二年前在较低层次任职的人,仅仅对于他们所参与写作的报告或他们参加的具体会议有所了解。我认为,即使像江泽民这么有权的人也不能秘密查看那些档案,因为接触那些敏感纪录必须经过政治局同意,或者至少要让高层其他人知道。不事先知道那些纪录都讲些什么就贸然重提这一问题,必将引起后果无法预料的争斗。为了平衡各种派系而保留权力,江泽民可能不愿为不确定的后果冒险。

  编纂者试图通过公贻d六四真相,迫使政治局面对「天安门事件」;编纂者希望告诉人们,推翻有关定论只会损害李鹏及与其关系密切的少数人,从而启动被中断的进程,推动中国朝着他所说的更民主的未来发展。

  作为一个外国人,我不敢擅自干涉中国事务;作为一个学者,我把真实性和准确性放在政治影响之上。《中国「六四」真相》对我来说重要的是:它们包含我所见过的中国高层政治生活中最丰厚的纪录,对中国过去十多年的轨迹和未来提供了基本的洞察。下面分析也是我本人的,编纂者对此没有责任。

  也许最惊人的揭露是邓小平和「八老」的作用。这个故事的一部份由赵紫阳在五月十六日会见戈尔巴乔夫时已经公开:重要问题都要寻求邓的指导。赵没有披露的是一九八七年十月的政治局决议,实际上给了邓小平批准或者否决当任领导人决议的正式权力。此外,通过了第二个决议,给予杨尚昆和薄一波代表邓和其他元老,以观察员身份参加政治局或政治局常委会的权力。

  从某种程度上讲,在一九八七年十月元老刚刚退出政治局常委时,通过这些决议是要显示当时对那些老同志的尊重。但也许是处理邓小平与陈云之间正在出现的共识破裂的一种方式,陈邓的共识使老同志曾相当成功地指导了中国经济改革。在八十年代中后期,当新一代领导人开始掌舵的时候,改革更加困难,政策辩论更加激烈。在这种竞争日益激烈的气氛下,一九八七年的决议,目的可能是防止派系不和造成危机。不管这种假设是否正确,那些决议在一九八九年发挥的正是那种作用。

  《中国「六四」真相》显示:在危机期间,邓秘密参与了所有重要决定。他的私人助手杨尚昆(杨的正式职务是国家主席,但他的真正工作是邓在领导层内部的事务总监)参加了所有重要的政治局会议。最重要的决定是在邓小平的住处作出的。把示威定为「动乱」是邓的主意。他作出了戒严的决定,他接受了赵紫阳的辞职,他安排挑选江泽民,他命令军队进驻天安门,他在镇压之后确定了政策方向,继续过去十年的经济改革和对西方开放,尽管春天的这一事件对那两项事业都造成挫折。

  邓并不是很乐意扮演那些角色。五月十九日,他向杨抱怨权力的负担。「你知道这些事情发生后,我要承担党内很多责任,……」邓抱怨说,「我要对所有重要决定点头。我的影响太大,那对党和国家都不好。我应当考虑退休-但现在我如何退?……要下去也不那么容易。」

  邓小平的权力也不是绝对的。在他最后决定之前,他需要得到元老的同意。但这些人,就我所知,在「天安门事件」前后,没有固定的人选范围,没有举行会议的历史。邓小平召集的七男一女组成的这个小圈子,并不是共产党最老的成员,也未必是曾经担任职务最高的,更不是身体最好的。他们之中有些似乎具有最长的共产党职业生涯(邓本人和他最有权力的两名同事陈云和李先念,以及杨尚昆),有些跟毛关系特别近(李先念、杨尚昆和王震),唯一的女性邓颖超,没有明显的个人政治特色,但她是广受尊敬的已故总理周恩来的遗孀。最著名的但没有被包括在内,或者自动不参加上述元老圈子的,是中国军队中两名仍然在世的元帅:徐向前和聂荣臻,他们退出政治圈子的理由将在第六章解释。

  上述小组共开会四次,作出四个重要决定:宣布戒严令、撤销赵、任命江、派出军队。较小的决定都是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军委做出的,前者受到邓和元老的代表杨尚昆监督,后者直接由杨来执行。

  元老会议的情况很有趣。邓在自己家里召集他们,具有最后总结成决议的特权。但我们观察到他敬畏陈云和李先念。需要提名谁来替代赵紫阳时,是李和陈提出了江泽民;显然他们两人和邓都事先商量过。次级元老显示他们知道自己的地位,王震不经常讲话,一旦开口就很激烈,但他仍然敬畏邓。邓颖超讲话简短,每次会议发言一次。杨尚昆提供平衡的信息,但没有不同于邓的观点。

  如果说「八老」只是短暂地作为主管机构而发挥作用,他们的存在显示了一个继续生效的基本原则,这个原则过去曾被援引,今后仍然会被援引,只要中共继续把自己看作一个革命党。这是毛泽东所铸成的超级统治术传统。共产党中国超级领导人的角色是「宪法之外」(extra-constitutional)的,但并非「不合法」(illegitimate)。中国大肆宣传向法治过渡,然而所涉及的问题将不仅仅是制定法律条文和设立法庭。为了实现法治,党必须放弃下面的思想:不管涉及到什么程序,自己认为需要做的就是合法的。

  是什么要让这么一个宪法之外的机构成为必要?《中国「六四」真相》帮助我们看到这一体制如何创造了邓小平这样一个超级领导人,甚至违背他自己的意志,理由是「宗派主义」(factionalism)。

  在《中国「六四」真相》中,我们看到中共宗派主义力量如何同个人关系相结合,如何把权力利益同政策和意识形态实际问题相结合。赵紫阳和李鹏在元老中都有靠山,在他们那一代人和下一代领导人中都有亲信和智囊。促使这些个人关系凝结成政治上有意义的宗派的,则是当时的政策困境:由于毛主义制度已经失败,而要过渡至一个未清晰定向的未来的困境。我们这里看到的冲突,是艰难抉择所造成的痛苦战斗。赵紫阳所喜欢的是政治上放开,以便搞活经济,接受随之产生的失去控制,通过更具谘询方式的领导保持权威。李鹏所要求的是以稳定为中心,保持政治控制,通过更强有力的计划和激励克服随之而来的经济短缺。对于指导这个巨大的国家如何通过改革浅滩,两者都是合法的设想。编纂者在序曲中显示那些基本争论如何在八十年代中期展开,甚至可以追溯到更早。

  在任何政治制度中,能够决策的人,不管是对是错,都是不可缺少的。但在中国的制度中,不管是法庭或立法机构,都没有可以解决僵局的制度化权力的横向机构。大问题都要往上推,形成邓小平对杨尚昆所抱怨的压力,要某人最后承担责任。甚至像赵这些人,他们基本上不同意邓的决定,也发现接受决定比站起来坚持自己相信是对的东西更有荣誉-他们感觉那一制度必须有人做决定。

  北京一九八九年另一与政治过程有关的特徵是军队的极端重要性。杨尚昆代表邓小平行使的权力中最重要的一部份,就是管理这个政权的强制性机器。邓小平在一九八九年没有放弃的一个职务,也是毛泽东在文化革命中面对许多高层领导人反对、党和国家机器都已经崩溃时仍然能行使最高权威的职务,也是江泽民试图在二00二-二00三年退出党和国家领导人岗位后保留的职务-中央军委主席。是中央军委主席,而不是党总书记、总理或国防部长控制武装力量。武装力量不仅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在全国各地的军区,也包括人民武装警察,我们将在本书反复看到,是武警负责政府办公楼和其它重要机构的警卫。

  在一九八九年,杨尚昆是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并代表邓主持军委工作。当决定实施戒严令、当需要向怀疑的军方解释何以清洗赵紫阳、当发布命令要军队开往天安门广场时,所有那些情况下都是杨尚昆,而不是国务院或政治局任何成员,登上指挥台。此外,杨尚昆通过自己的老部下、中央警卫局局长控制中央警卫局。正像当年毛泽东一样,邓控制了所有战友,包括比较年轻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和其它元老的个人安全。也正像在毛泽东时期一样,对个人安全的考虑,成为推翻超级领导人的任何企图的重要障碍。

  尽管权力个人化,人们还是被决策过程的形式和仪式所震撼。例如,在政治局常务会议上,激烈的斗争往往在尊重充份讨论的程序、并尽可能形成一致这一原则下而消音。有地方重要领导人参加的政治局全体会议如此庄严,中南海的皇家传统似乎仍然在它的社会主义继承人身上体现出来。但几乎没有出现同宫廷政治相关的私下动作迹象-相互侦察、谴责、栽赃、个人丑闻、试图政变。分歧都摆到明处,问题都按实际情况辩论,僵局都向邓报告,没有他的批准任何人都不能行动。也许正是由于邓的个人权威,没有人敢采取其它行动。

  如果说北京的政治过程有时消耗时间,但邓一旦说话,就具有无情的决定性。在这一背景下,各省显示的独立程度令人吃惊。只有细心阅读他们的报告才能看到这一点,因为分歧迹象都要掩藏在形式上赞成党中央政策的层层说词之下。来自各部委和各军兵种的文件也是如此。但事实仍然是各个省从面积到人口都有欧洲国家那么大,各省必须处理自己的情况。他们的不同行事方式不仅是要适应当地情况,而且反映出地方领导人不同的执政风格,甚至不同的价值观。

  然而,最后是由中央决定。没有一个省分裂,除了一名军官之外,整个军队也团结在一起。尽管有无穷无尽的疑虑,官僚机构却保持稳固。分裂只是在上层,也许最坏的,就是出在一个重要而薄弱的环节但尚未贯穿整个体制的裂缝。从官僚体制上讲,中国的制度是坚固的。

  根据至少可回溯到明朝皇帝的传统,中央领导人对于原始信息具有可怕的胃口。党的情报的信息流量给人以深刻印象,但其分析较弱。两大安全部门提供北京和各省各地事件动向的报告,新华通讯社及时提供全国的跟踪信息和外国对中国事件的反应(新华社既是情报机构也是新闻媒体,它的确发布新闻,但它的一大部份业务,是给安全部和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第一、二情报部人员编写秘密报告提供信息)。

  通过《中国「六四」真相》,我们可以看到便衣警察自由混入示威学生和知识分子中间(根据这里的文献提供的证据,他们似乎没有很深地渗入到外国异见人士团体,或香港、台湾和其它地方为学生提供援助的团体)。来自安全部门和新华社的国内情报反映人民的情绪相当坦率,内容丰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当然并不总是这样。毛泽东政权以喜欢只听好消息而著名,并被那些消息所误导。在邓的领导下,这种做法已经明显改变,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些报告对他们的忠诚是无情的,各部份民众怀疑意识型态。但好消息到此为止:许多领导人仍然相信群众起来是由于「一小撮人」操纵的结果。

  也许警察报告很少被使用的部份原因,是他们长于提供事件情况,却短于分析。领导人情报流中最有分析性、综合性的材料是外国媒体的报导。这些报导对于西方读者似乎印象并不深刻,但是编纂者包含了这些报告,因为它们是当时领导人试图用来解读街头事件的最集中、最有预见性的材料。很可能像学者们长期猜疑的那样,每当需要让人注意那些令人不快的趋势,声明一些难堪的可能性时,情报机构宁愿让外国人替他们说话。

  在一个极权警察国家,领导人对于公众舆论如此重视给人深刻印象。最好的解释是马基雅维里(Machiavelli)理论:以满足来统治比强迫要容易。的确,这里的故事显示学生和政府双方为了争取公众支持的激烈斗争,以及由于学生得到民众的支持,政府镇压学生多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当我们阅读关于学生活动的报告时,我们看到一种微妙的言辞游戏。最初,学生喊出的是符合或者稍微超出政府批准的爱国主义和改革口号。警察注意到校园里更激进的思想徵兆,但是当学生上街的时候,他们使用更可接受的语言。这在最初阶段使当局很难确定学生要挑战的是什么。政府方面,赵和他的同事竭力去寻找正确的音符。他们也必须占据舆论高地。某些情况涉及的模式也是微妙的:第三章讲述了赵紫阳「五四」讲话中是否应该包括某个词而进行的交锋(指「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在极权制度下,公众舆论未必真要听取,但不能忽视。从各个机构送给中南海的报告显示,一九八八-一九八九年公众的心态是危险的。胡耀邦的去世给已经堆积很高的柴堆放了一根导火索。

  一开始,学生并没有对政权进行致命的挑战,当局也不愿意对学生使用武力,双方还有很多共同目标和语言。但由于错误交流和错误判断,他们相互把对方推到了越来越难妥协的境地。好几次几乎达成和解,却在最后一刻功亏一篑。滑向灾难的过程开始时是缓慢的,随着双方分歧加深,滑向灾难的速度加快。由于已知道后果,我们会带着进入真正悲剧的恐惧来阅读这个故事。

  学生运动以纪念改革者胡耀邦开始,胡在四月十五日去世。可以肯定,学生行为是有挑□的锋芒,那可以归于前几年政府为推动改革容忍了相对自由的气氛。他们把口号从校园带到首都的中心天安门,进一步表现得蔑视党的控制。但多数学生仍然维持在某些恭敬的范围之内,承认党的领导,把他们自己定位在尊重和支持党的长期改革的位置上。

  第一个小的失误是政府官员拒绝接见人民大会堂前的请愿学生。四月十九日晚间至二十日,示威者和警察在中南海新华门发生冲突。四月二十至二十一日,各种学生自治组织成立,在领导人的眼中,这是个危险的发展,这在共产党时期只有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现过。许多示威者在四月二十二日参与了悼念胡耀邦。

  不管怎样,作为总书记、对处理这些问题要负主要责任的赵紫阳,相信一旦胡的追悼会开过之后,学生会感到他们已表达了他们的观点而随即散去。结果却相反,缺乏来自党的明确反应使得示威者更勇敢。当赵紫阳到北朝鲜进行一个星期的访问时,以李鹏为首的其它领导人把问题提交邓小平。他们有些夸大地告诉邓,学生的目的是推翻政权。邓把运动定性为动乱,并说必须果断地谴责。他的话反映在《人民日报》四月二十六日的社论中。

  第二个,但比较大的错误是,社论的目的是划分某些界限,警告多数忠诚的学生不要被一小部份激进分子所误导。但「动乱」的标签被证明具有煽动性。那个词在中国具有特殊的负面含义,因为它常常被用来指一九六六到一九六九年的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混乱。

  学生们相信,如果在被官方定为「动乱」的时候结束示威,他们就将受到严厉惩罚。只有他们的运动被称为爱国的、民主的运动,他们才会感到可以安全撤离。由于邓小平的定性产生自相矛盾的效果,矛盾被激化,学生被困在广场。随着僵局继续发展,在那里他们又成为磁石吸引其他人加入。

  邓的卷入也增加了党的风险。一方面,赵紫阳认为群众不是在挑战共产党的最终领导,他们的核心要求是对话和要求党解决学生提出的问题,为了达到这些共识的目标,党应当撤销「四二六」社论定性。邓愿意考虑他的建议。但李鹏也按照逻辑争论:社论已经明确区分无辜的大多数和需要坚决处理的犯罪的一小撮。任何让步都将致命性地破坏政府的威信和邓的权威。

  在更深一层,赵与李的对抗集中在党同公民之间关系的两个基本问题上。好心的公民是否足够精明可以避免操纵-党能否相信公民的判断力?更根本的问题是,和平解决是否值得,因为那要创造一种协商和公民权利先例,而后者将影响党已经建立的统治风格。对于政府权威和政治稳定,和平解决的代价是否高得无法支付?

  新角色不断加入使形势更加难以处理。新的学生来到广场,他们不愿意在自己有机会加入之前运动就结束。自由知识分子出来支持学生的目标。有些省的领导把自己的问题交给北京,允□c激进的学生乘火车进京;李鹏试图制止这种做法,命令地方政府禁止学生旅行。由于学生中分歧太大,当政府谈判代表问他们的领袖,他们能否代表学生讲话时,他们回答不能。

  学生也面临政府方面的同等混乱。在温和派和强硬派的混合声音中,他们无法确定是取得了进步还是面临石头墙。抗议势头在增长。某些学生回到了教室,其他人继续加入示威。新领导出现了,新的问题加上旧的问题,示威也在各省出现。

  五月十三日当学生宣布绝食斗争时,赵紫阳策略的最后失败已经来临。除了政府方面的触怒之外,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访问是主要催化剂,学生把他看作改革的象徵。当局把中苏高峰会看作多年外交胜利的顶点,现在蒙上阴影。为采访高峰会而到北京的外国记者团都把注意力转向学生运动。

  在五月十六日的政治局常委会上,赵紫阳继续争辩说,结束绝食斗争的方法是接受学生改变「四二六」社论定性的要求。领导层面临非常关键的分裂,要提交给邓决策。五月十七日上午,邓决定站在李的一边。此外,他得出结论-需要实行戒严令。在当天晚些时候举行的常委会上,赵和李继续冲突,常委在戒严问题上分裂为二-二-一,乔石弃权。元老然后介入,撇贻d了赵,使用李鹏实施他们的镇压计划,挑选江泽民在和平恢复时接替赵紫阳。

  现在,滑向灾难的速度在加快。我们观察到妖魔化的过程在展开,当局和学生之间,党的两派之间都在相互妖魔化。幸存下来的领导人把所有过错都归咎于赵。广场的知识分子宣布光明和黑暗之间的战斗。学生发誓宁死也不撤退。对于领导人更加不祥的兆头是,有些城市工人和学生正在联系。国内外反对势力的声浪高涨加强了当局的被围攻感。

  在五月的最后几天,曾经有一线出乎意料的、最后的和解希望。全国示威都在结束,来自外省的学生开始离隍7d北京。当时似乎是仅仅武力威胁就足以解决问题。但某些校园出现发动全国和平抵抗运动的号召,外省新到北京的学生核心分子坚持继续静坐到六月二十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召开。解决问题的时机再次消失,元老决定行动。他们和剩下的三名政治局常委在六月二日举行秘密会议,重申他们要使用武力清理天安门广场的决定。

  下面发生的事件,是世界上最普通、但本来可以预防的悲剧-示威者和军队都失控了。中国由于缺乏民主公开性而付出高昂代价,而民主公开性本来可以让示威成为更平常的事情,可以让政府和警察适应处理示威问题。

  流血事件之后的几个月和几年时间,邓小平尽力避免那场灾难迫使经济改革出轨。不管发生什么事,邓坚持说,改革和对西方开放都要继续,甚至加速,否则中国就要倒退。但政治改革是另外一回事。领导人吸取的教训是,中国必须冻结政治改革来避免不稳定,应当避免改变政治制度、避免模仿西方制度。

  但党在这个问题上仍然处于分裂。赵紫阳在六月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驳斥李鹏对他的指控,批评邓的路线偏离了自由方向。他争辩说,没有更勇敢的政治改革,党无法存在下去。赵的观点仍然很得人心,尤其是在执政党的年轻官员中。

  在随后的年头,对学生运动的提法仍然是个有争议的问题。就在命令部队采取行动之前,领导人作出的官方决定是把事件定为「反革命暴乱」,这是比「动乱」更加严厉的标签,暗示示威者有武器并造成流血。

  两种定义都没有正式撤销。但考虑到国内外舆论,官方已经转为比较温和的提法「政治风波」,这一提法是邓在镇压几天之后首先使用的。(注七)

  自一九八九年以来,要求重新审议「六四」的呼吁不绝于耳。「六四」死难学生之一的母亲丁子霖领导了要求平反的运动。一九九九年赵紫阳的高级助手鲍彤散发一封公开信,敦促党的领导人承认十年前的错误,把推翻那一定性的机会称为现政权恢复合法性的「最大政治资源」(注八)。在更广泛的范围,党面临政治改革的持续呼声。但它以逮捕和清除要求改革的党外异见分子作为回应。但在党内,关于改革的激烈辩论也在进行。

  只要这些要求继续被拒绝,中国当局就不是西方所预期的那种自由的、谘询性的和「柔性专制的」制度。可以肯定,同毛主义的极权野心相比,中国当局缩小了它要控制的社会活动的范围。将控制的手段与目标相适应,而不再是改变人性。它已经认识到,限制许多领域的自由对独揽政治权力并非必要。

  但党也相信,通过「天安门事件」,他们发现民主化并非不可抗拒的力量。西方普遍认为,当全球化和现代化出现,党-国制度发生根本改变就是不可避免的,必将导致公民社会的兴起和某种形式的民主。不管这是对是错,中国掌权的领导人不相信它。对他们来说,「天安门事件」的教训,其核心部份:政治就是实力。

  一九八九年的事件让当局处于迎接后来挑战的地步,例如一九八九至一九九九年出现的中国民主党和一九九九年至今的法轮功宗教运动。在这些事件和其它事件中,党采取行动的关键就是独立的组织,不管是宗教人士或者学生,工人或者农民,有或没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有或没有党员参与。核心政治问题仍然是一九八九年出现的问题,即使社会情况已经不同:党相信,只要它对任何自己不能控制的团体作出任何让步,作为政治系统上一个不可缺少的组织原则就要被破坏,它就不能再实行专权。

  许多在中国的人也持有海外普遍持有的观点:这种僵化的政治制度在社会和意识形态快速变化下不能坚持下去。这一体制能够应付下去并存活,还是发生内爆?这是本书支持者试图避免的选择。通过对已经结束的一九八九年事件重开辩论,他们似乎希望打开政府在垄断权力方面的缺口,但又不致引起它的崩溃。

  为了帮助读者理解并评估他们所傧5c读的材料,我希望更详细地描述材料的种类和格式,它们被如何选择、翻译和解释,本书同相关的、但单独出版的中文书的关系。

  这里摘选的多数材料都是下级机构给党中央、国务院的报告。提供这些报告的包括两个安全部门、其它部委(例如国家教育委员会)、省委和省政府、大军区和省军区、中央部门的地方机构。也有来自西方、香港和台湾媒体对于事件的报导。我们不知道这些种类的材料中每个是如何编纂或加工,但很明白它们经常被送到中南海,并根据它们的出处和内容立即在不同的高级领导人中散发。本书各章是按照日期排列,从一九八九年四月中到六月底,每天都有这些种类的材料,大体上按照我上述的次序排列。

  此外,《中国「六四」真相》包括高层会议记录和对话,它包括正式会议,例如政治局及其常委会议;非正式会议,例如元老的会议,两个人或几个人面对面的谈话以及电话。最常见的正式会议记录被称为「记录」,都是由专业人员根据会议记录整理,有时是根据录音磁带补充。它们保留了发言者的顺序和他们的多数自然语言,但去除了「哼哼哈哈」声;他们在必要时重新安排了发言者的语法和他们说话的结构,以便读起来更顺畅,焦点更一致,也比纯粹的口语更加清晰。其它会议记录被称为「纪要」,这些是他们在各次会议上所做的决定的记录。

  对于领导人之间的非正式谈话,编纂者主要依靠四大来源。第一是镇压之后参与调查赵紫阳罪行的人为党的领导人提供的回忆材料。这些回忆材料印刷后在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三到二十四日的中国共产党十三届四中全会上散发。赵紫阳在这次会议上也提出了自己的解释。另两个来源是李鹏和杨尚昆分别对各自部下的吹风(即通风报讯),他们在那些吹风中对于如何参与事件做了大量的排练。最后,编纂者使用了五个谈话备忘录。所有这些来源都在外文版书中注明了出处。由于某一谈话经常在几个消息来源中都有记录,编纂者把那些信息结合起来,在书中重现那些谈话内容。尽管这些不是对话的直接誊写,但它们是由最接近的参与者提供的真实记录,并被互相佐证。

  《中国「六四」真相》的英文版经过了三个阶段的筛选,这一筛选过程将一堆庞大的原始材料缩减到书本可以容纳的长度。编纂者首先从每天进出中南海的成百份文件中挑选出了数千份最重要的文件。我对他提出意见说,如果希望本书被各方读者接纳,应该更加精选,被挑选的文件应该集中在中南海决策中加以考虑的关键问题。此外,为减少篇幅,我建议编纂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选上的文件应该是节选,而不是全文照录。

  编纂者随后进行第二阶段的筛选、节选工作,并形成了大约五十七万字的中文电脑打印稿。那就是的你现在手中这本内容相当于英文版的三倍的《中国「六四」真相》。

  编纂者主要是想要阐明来源和如何对付危机时的高层分歧。根据他的观点,那些关键材料都揭示了中南海从危机发生到最后结局的决策过程,也都为历史记录增添了最多的内容,因为学生方面的斗争已经在现有的来源中被相当充份地报导了。此外,编纂者相信,领导人被全国各地党委、两个安全部门、新华社和其它渠道报告的动态所影响,因此他对地方的报告给予相当的篇幅。这些材料重要的另一个原因是,全国规模的抗议到现在还没有出现过。他选择了外国媒体报导,他相信那些报导吸引领导人密切注意,形成了他们对于面临挑战的理解,以及他们关于国内动乱是同外国敌对势力有关的看法。在中文版中,编纂者增加了针对中文读者的许多解释性材料。他在这些方面尽量争取不要加入自己的观点。在有些地方,他也离开材料模式,将几个消息来源编成故事。

  编纂者为英文版的每一份文件提供了消息来源。而且,徵得编纂者同意,我们在外文版中增添了非中文读者所需要的解释性材料。而中文版中则不包含这些材料。

  对于要对照英文和中文版本的读者还要解释几点。为了方便外国读者,我们在英文版里改变了某些篇章的标题和某些章节的小标题,把某些章节合并到一起,增加了一些有日期的小标题,有时为了清晰,重新安排了某些段落。中文里用某种过渡句式打断直接引语时,我们做直译时也就插入一些停顿。我们对于外文来源的摘要是从中文倒译过来的。尽管中文的党和国家含义不同,我们根据英语通义,regime(当局)和authorities(官方)都是指政府,中文并不区分universities(大学)和colleges(学院),因此我们使用这类词都是兼指两者。

  有几个人分几个阶段参与了英文版的整理和翻译。我选择了需要摘要的章节并翻译成英文。有五名希望仍然保持匿名的翻译者帮助我们翻译了大部份译文和摘要的初稿。林培瑞和我几遍通读、校对了整部英文书稿。

  与同代著名中国专家之一林培瑞一起工作真是一种荣幸,同他一起长时间工作是一种愉快的经历。我们感谢夏伟(OrvilleSchell),他的专业判断和道义支持都是无价之宝。他提出的可信度问题推动我们进行复杂的验证,以确认我们判定材料真实的直觉。我向其他这一项目的参加者显示出来的勇气和学术道德表示敬意。这一项目是中国某些权势人物所不欢迎的,而在在国外可能也是有争议的。

  当我面临澄清一些法律问题、寻找财政支持以开始翻译和寻找出版商的困窘时刻,我找到了出版和人权领域的先锋罗伯特.L.伯恩斯坦(Robert L. Bernstein)。没有他的帮助、热情、兴趣和洞察力,我的同事和我不可能完成这个项目。我感谢菲昂那.德拉肯密勒(Fiona Druckenmiller)在我们还在寻找出版社的时候就资助我们开始翻译。公共事务出版社的彼德.奥斯诺斯(Peter Osnos)以其政治敏感、勇气和推销天才处理这一项目的挑战真是独一无二。我赞赏他的专业精神和人品。我们得到杰奥夫.尚德勒(Geoff Shandler)和罗伯特.金泽(Robert Kimzey)的无价帮助,使本书在形式上更便于阅读。凯西.德佛希(Kathy Delfosse)对手稿和编辑稿都进行了润色,使它大为改进。

  我要感谢两名律师:R.斯各特.格累特黑德(R. Scott Greathead)和吉罗姆.A.科恩(Jerome A. Cohen),在迫切需要的时候提供了有价值的公益建议。

  在出版之前,这一项目的保密非常重要,但我又需要得到相当多的人的帮助才能完成工作。除了上面已经提到的诸位,我不提名地感谢在世界各地学术、新闻和出版界的几名朋友,他们向我提供帮助而且保密。

  这一项目是在许多人已经承诺进行的有价值的项目和繁忙的生活中硬加进去的,强求每个参与者投入很多时间。在这一项目的漫长过程中,所有人都为了它的出版而团结一致,并为它的质量作出了实质性贡献。

  我尤其要向编纂者致敬,他在这一项目中承担了最大的风险,并在困难的时候表现出道德和明智的判断力。

  注一:《毛泽东思想万岁》,一九六七和一九六九年油印本,曾经以多种形式再印;威特克(Roxane Witke),《江青同志》(波士顿:小布朗,一九七七)。还有,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奇克(Timothy Cheek),尤金.吴(Eugene Wu)编辑:《毛主席秘密讲话:从百花齐放到大跃进》(麻省剑桥,东亚研究会,哈佛大学,一九八九);拜仑(John Byron)和帕克(Robert Pack),《龙爪:康生,毛背后的罪恶天才-他在人民共和国的恐怖遗产》,(纽约,西门和舒斯特(Simon and Schuster),一九九二);阮铭,《邓小平的帝国》,南西.刘(Nancy Liu)、兰德(Peter Rand)、苏利万(Lawrence R. Sullivan)翻译(Boulder: Westview,一九九四);前言还引用了吴国光的书。整个九十年代,一方面是声称来自赵紫阳和鲍彤的文件在香港出现,另一方面是来自共产党思想保守派;专家相信这些文件中许多都是真的。

  注二:最好的大型叙事书籍包括Timothy Brook《镇压人民:军队镇压北京民主运动》(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一九九二;rev. ed.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一九九八);Craig Calhoun,《没有神仙皇帝:学生和他们为中国民主而斗争》(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一九九四);Orville Schell,《天意:新一代企业家、异见者、放荡不羁的文化人和技术官僚将决定中国的未来》(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一九九四),第一部份;在整个书中,我们引用三部重要的文件集,由汉民主(Han Minzhu)、奥克森伯格(Oksenberg)及其同事和Ogden及其同事编辑。关于各省民主运动的唯一重要著作是Johathan Unger编辑《中国的民主运动:来自各省的报告》(Armonk,N.Y., M.E. Sharpe,Inc.,一九九一)。电影纪录片是《天安门》,Long Bow Productions,一九九五年制片。该片中文文稿本由明镜出版社出版)

  注三:扉页上的署名是笔名。

  注四:人权观察和中国人权。

  注五: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N.Y. Random House,一九九四);魏京生,《独立的勇气:狱中书信和其它作品》(New York: Viking Penguin,一九九七。)

  注六:赵和乔之间的区别是,赵对戒严令投了反对票,但没有任何反对的行动。乔投了弃权票。赵拒绝参加实行戒严令。乔继续担任要职,一直争论防止流血的措施。赵由于同邓决裂而被撤职。乔保留了职务,但由于被看作软弱而无法进一步上升(胡启立与赵的做法一样)。

  注七:六月九日同戒严部队谈话-见「尾声」。邓使用了这场「风波」的提法,但后来提到时加了「政治」一词。在六月九日讲话中,邓也为使用「动乱」的提法辩护。

  注八:鲍彤的公开信,一九九九年三月二十五日发表;中文信由中国人权(Human Rights in China)获得。

  (本文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黎安友为《中国「六四」真相》所作的序言,原文为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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