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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转轨时期的政治经济学问题



  知耻者为勇,思索痛切才会领悟深刻。可以说,改革的更大成功,有赖于反思的深度和广度。

  改革进入“深水区”以后,大家才发现,所有被小心翼冀绕开的问题,最后形成了一种滞后效应,累积成今日无法避开的社会矛盾。

  在权力市场化作用下由资源分配所造成的收入差距,其后果的严重性远远超出了国民收入的分配所造成的差距。

  只要劣币与良币等值,只要现存体制不能使手持劣币者受到惩罚,人们便不会奉公守法。

  正文

  两个多世纪以来,社会主义理想一直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忠实批判者而存在,计划经济体制就是这一理想在特定时期的经济实践。从本世纪70年代起,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都先后踏上了改革之途,但由于各国的国情不同,也就决定了改革的起始点相异,终极目标有别,取得的成效也大不一样。

  计划经济体制最明显的缺陷是在对资源巨大浪费的同时,出现了严重的物资匾乏,凡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度都曾为这一问题深深苦恼。从目前的情况看来,只有中国才成功地通过改革摆脱了短缺经济的困扰,在短短10多年间,从一个物资匮乏的社会迅速成为一个相对丰裕的社会。对于中国人来说,那种购买任何生活必需品要凭票证的日子已成了似乎非常遥远的回忆。这样巨大的经济成就,无疑值得全体中国人深深为之骄傲。

  回首18年经济改革,走过的道路崎岖曲折,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但教训也相当痛苦深刻。行将进入改革向纵深拓展的关键时刻,有必要对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深刻反思。这种反思的目的是促进改革向纵深拓展,而不是否定改革。知耻者为勇,思索痛切才会领悟深刻。可以说,改革的更大成功,有赖于反思的深度和广度。

  转轨时期的政治经济学问题

  本书是作者从中国18年改革的经验性体验出发,在占有大量实证材料(包括作者本人搜集而得的许多调查材料)的基础上,对中国的现实经济问题进行分析的著作。它所分析的对象,不是整个改革的全部过程,而只是在权力介人市场前分配的情况下,对中国财富流向及资源分配起作用的“灰色分配”以及社会对“灰色分配”的不良反应,同时剖析了一些对中国未来发展必然起制约作用的经济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如不及时探讨并厘清,有可能成为阻碍改革深化的极大障碍。它预想的读者不只是学术界同仁,而是一切关心中国改革的人士。本书在写作上没有采用一般读者难以读懂的纯学术语言,相信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能毫无困难地阅读这本书并理解作者所要提出的问题。

  纵观世界历史,改革无非是通过两种方式进行,一是通过法律或政府命令强制性地修改旧制度,实行制度创新;二是通过部分人自发地追求个人利益,导致旧社会结构进行调整。在我国来说,这些年的改革是两种方式的结合。政府用第一种方式发动并推进了改革,促使中国走上了现代化之路,而与此同时少部分人利用权力开始了自发私有化进程。

  中国的经济改革所取得的成绩世所瞩目,但在10多年转轨过程中所暴露的种种问题却也说明了一个事实:有关转轨问题的分析家们严重低估了非经济约束因素对于改革的影响。和前苏联东欧相反,中国改革走的是一条由易到难、由浅入深、从体制外围到体制内部的路子。当时的设想是,走这样一条路子,可以避开矛盾并容易为社会各界所接受。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完全如此。在改革进入“深水区”以后,大家才发现,所有被小心翼翼绕开的问题,最后都形成了一种滞后效应,累积成今日无法避开的社会矛盾。而由于当时一些特定的历史因素所要回避的一些社会转轨时期的政治经济学问题,这时候却深深困扰着中国思想界人士。避开经济学这个大家族的心脏地带即政治经济学,去建构经济学理论框架,实际上使很多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得不到正确梳理,经济学也因此被许多人文学者斥之为“没有良心”。

  所谓转轨期的政治经济学问题,就是研究中国社会转轨期资源配置的全过程及决定和影响资源配置方式的全部因素,它要揭示的是在社会变迁过程中人和物之间关系变化的实质,其中一个主要方面就是如何清理计划体制留下的遗产问题。计划经济体制留下的遗产很多,从资源的管理配置到财富的生产、分配,几乎无所不包。其中对今天影响最大的遗产主要有下列几项:

  第一项遗产即资源的管理配置问题。由于历史原因,我国现在的市场经济体制只能称之为“模拟市场经济体制”,它和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区别在于一点:市场经济体制中,资源配置的功能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承担:而我国由于种种无法规避的历史原因,在目前这种“模拟市场经济体制”中,资源配置的功能却是由政府部门在承担。在转轨期,变形的权力之手介人资源配置,导致腐败现象丛生,寻租活动猖獗。所谓分配不公,其实不是体现在国民收入的一次分配、二次分配中的不公,而主要是资源分配和占有(即市场前权力分配)的不公。目前这种财富占有格局的不公,归根结底,不是由国民收入分配不公引起的,而是由于资源的分配、占有及使用不公而引起的。

  第二项遗产即庞大的国有资产的处理问题。中国在所有制问题上走的是这样一条道路,用形象的话来说,就是避开国有资产这一辆旧车,另外造了一辆新车,即发展了私有、民营、中外合资这些新的经济成分,形成了现在的综合经济体制,而庞大的国有资产却处于不断流失当中。

  前18年的改革成本主要是中央政府承担,先吃计划经济时代留下的老本,后借外债内债。可以说,在80年代及90年代最初一两年,全体中国人在吃计划经济老本时,或多或少都得到利益,但问题是转轨期的资源配置方式与国有资产管理方式有严重缺陷,这就使得掌握庞大社会资源的政府及国有资产成为各种利益集团寻租的“猎物”。故此我国在理论上坚决反对私有化的同时,因没有有效地阻止腐败现象的蔓延,少数权力的不法使用者却利用权力系统的机制缺陷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这条道路和东欧国家的“奉送私有化”的寻租方式有所不同,但结果却相差不大:财富最终都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这就牵涉到一个问题:国有企业的下一步改革究竟应该怎样进行?

  第三项遗产是没有失业之虞的高度工作保障,这是现在国有企业改制与企业生产要素重组的一个最重要的制约因素。以往那种行政性的计划分配就业制度造成了国有单位严重的过度就业,国家现在每年用于2000余万企业富余人员的支出约需2000亿元人民币。由于其它所有制企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有限,所以裁汰冗员的问题现在已成为国有企业继续深化改革的一大障碍,许多人都将社会保险体制的建立视作这一问题的突破口,但其实深究下来,就会发现这一希望之脆弱:“现炒现卖”的社会保险体制究竟能否在全国范围内为国有企业解除负担,实在让人不敢乐观。

  第四项重要遗产,即收入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则被破坏得相当彻底。由于严重变质的权力之手介入资源分配;在短短10多年的改革过程中,中国已走完从平均主义到贫官差距过大这一段漫长的路。处理平等和效率的关系,并不像当初一些人设想的那样:如果总体平均收入水平能相应有所提高,则收入档次拉开不会造成社会问题。这种设想过于简单,因为它忽视了一个问题:在权力市场化作用下由资源分配所造成的收入差距,其后果的严重性远远超出了国民收入的分配所造成的差距,这种贫富差距造成的影响已不仅仅只是经济上的,而是政治上的。

  上述问题引起了社会的不良反应,累积成今日无法避开的社会矛盾。因为一个人靠勤劳致富,另一个人靠投机、贪污受贿发财,就其金钱来源进行道德评判当然是两回事,但在市场经济的世界里,这两者是一样的,金钱并不因为它的不同来源而留下不同的痕迹。这在经济学里有个专门的说法,就是“劣币驱逐良币”。而“劣币驱逐良币”的逻辑结果是:只要劣币与良币等值,只要现存体制不能使手持劣币者受到惩罚,人们便不会奉公守法,而是会仿效那些投机取巧以及贪污受贿者。我国今后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如何改变利益主体的行为方式,这种改变既要依靠制度,也还要依靠人们的社会良知。

  此外还有一些很突出的社会问题,如怎样才能释放国民经济中不利于就业的因素,有关就业与犯罪的关系向题等等,可以说政府今后若干年内制定的各项经济政策都必须考虑就业含义,否则任何“严打”活动都难以奏效。在1996年7月举行的第四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上,总书记江泽民已强调经济发展必须与人口环境资源统筹考虑,但无论是人口问题还是环境问题,都不是单纯的通过中央政府行为就可以取得成效的。

  改革之初,一项小小的放权让利都会获得成倍效益,而现在人们却面对着改革边际效益日益收缩的现实。更兼自发私有化造成的问题日益尖锐,而政府对这一事实采取的享后政治约束显得缺乏力度。这种情况让公众对改革的期望值在某种程度上落空,直接影响到公众对改革的基本态度。所以对中国政府来说,现在最大的问题倒还不是每一改革措施出台之前的政治约束,而是事后的不良反应。中国目前的改革,恐怕不能在清算一种偶像的时候,又用另一种偶像来误导社会。我国的现状表明,就在我们抛弃“计划偶像”的时候,又引进了“市场偶像”,但由于中国的历史文化和西方完全不一样,“市场失灵”的现象相当严重。所以对中国来说,现在面临的问题一是如何正确认识转型期的政治经济学问题,二是找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

  这里必须再次强调,建立中国转轨时期伪政治经济学之所以必要,就在于一点:中国目前处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阶段,而这种“过渡”恰恰是在对掌握国有资源的分配和使用权者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的情况下进行的。脱离这一点来谈中国的经济问题,将使对经济问题的研究变成一种“屠龙术”。

  寻找经济决策的政治基础

  对于从事当前国情研究的分析家来说,目前最困难的事情大概要算是区分“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这两个既有关系又有区别的两大“科学”之间那种微妙和难以把握的差别。其实要弄清这两大科学的差别,只要仔细读读公共选择理论的创始人——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M·布坎南的《公共选择论》、《自由、市场和国家》就可明白二者的区别到底何在。

  在现代西方经济学家当中,始终存在两种分歧极大的观点:一种观点深信政府可以纠正市场缺陷,这一观点目前在发达国家中,已因国家债矢失控,各种政府调节手段最终使经济窒息而受到各方面的质疑;另一批经济学家则始终对政府纠正市场缺陷的能力表示深刻的怀疑。美国经济学蒙詹姆斯·M·布坎南和其他几位开拓者,以他们创立的公共选择理论革新了经济学分析政府行为的工具。

  公共选择理论的基础奠定在一个十分简单但却很有争议的根本思想之上,即担任政府公职的是有理性的自私的人,其行为可通过分析这些公职担任者在其任期内面临的各种诱因而得到理解。布坎南指出,在作为“预测科学的经济学和旨在设计合适的法律和宪法限制而塑造相互作用的模式的政治经济学科学中,只有把私人看作是无例外的最大限度的追求财富者,市场的法律构架——法律和宪法才能设计出来”。针对此,布坎南指出经济学的“经济人”与政治学的国家理论的困境;经济学以“经济人”的成本-收益分析作为唯一的工具,而作为政治学的国家理论则以国家代表社会利益作为分析的出发点。这两个学科的分离,使对经济行为的分析和对政府行为的分析分属于两个不同的概念体系。布坎南指出,国家不是神的造物,它并没有无所不知和正确无误的天赋。因为国家仍是一种人类的组织,在这里做决定的人和其他人没有什么差别,既不更好,也不更坏,这些人一样会犯错误。因此建立在道德神话基础之上的国家政治理论一遇上“经济人”这一现实问题便陷入难以解决的困境。为此,布坎南指出“我们必须从一方面是利己主义和狭隘个人利益所驱使的经济人,另一方面是超凡人圣的国家这一逻辑虚构中摆脱出来,将调查市场经济的缺陷与过失的方法应用于国家和公共经济的一切部门。”这样便使所有的分析有了一个共同的出发点:当人们——亦即“经济人”面临诱惑必须在若干取舍面前进行选择时,他们将更愿意选择那种能为自己带来较多好处的方法。布坎南正是从这里开始了对政府行为的分析。

  在这一基础上,布坎南将政府的模式归纳为3种完全不同的类型:

  第一种模式被称之为慈善的专制者。这种政府以社会利益为自己利益,并且把利益最大化——即全民最大福利作为自己的政策目标,同时它又可以保持一种绝对的权威,不受任何约束。布坎南认为,这种模式只存在于规范经济理论之中;由于它排除了政治因素如公共选择的作用,所以用来分析西方国家政府的经济行为,在理论上必然是荒谬的,现实中也一定以失败而告终。

  第二种模式被布坎南譬喻为“拥有独立利益的巨物”。在这一种模式下,政府的目标便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如最大的财政收入,以满足官员的生活和权力需求等。对此布坎南分析,尽管这是政府权力膨胀的一种极端形式,但它至少说明有必要对政府的经济行为给予法律上的约束与监督。

  第三种是西方的民主政府模式。布坎南假定全体社会成员都通过选票的形式参与政治决策,而政府的经济行为则直接受到民主投票的制约,于是政府决策的取向往往受制于公共选择这一决定性的因素。根据“经济人”这一出发点,布坎南认为,在这种民主模式中,甚至那种“巨物”也比慈善的专制者更具有现实意义。而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实际上正处在民主模式和巨物模式之间。

  由布坎南创立的公共选择理论由上述理论出发,得出如下推论:政府的缺陷至少和市场一样严重,所以政府不一定能纠正市场错误,事实上反倒可能使之恶化。这一学说挑战了势力强大的两大学术集团所珍视的理念:一批经济学家认为政府只要采用“福利经济学”的处方就可以实现公众利益,而一批政治学家则认为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多元化竞争将为公众谋得利益。简言之,公共选择理论的宗旨是把人类行为的上述两个方面重新纳入单一的模式,这一模式模拟人们今天的社会行为,从此将用经济学分析政府行为引人一个全新的境界。

  布坎南关于政府模式的划分,为以后的公共选择理论奠定了基础。正是在这一理论前提之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构造了一整套论述官僚主义的普遍理论,将政治学的经济分析弓;向深入。瑞典皇家科学院在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授奖仪式中客观地总结了这位杰出经济学家的成就:“布坎南的工作填补了传统经济学中的一个空白,因为传统的经济学缺少一种独立的政治决策理论。”

  布坎南创立的公共选择理论为经济学开辟了前所未有的广阔发展空间。如果说经济学在他之前高高飘扬着哈耶克、缪尔达尔这两面在经济学科的发展中具有里程碑意义、为经济学引回人类关怀的伟大旗帜,那么在他身后,新一代经济学家在他的公共选择理之上,开始运用经济分析的工具,向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领域作出了意义远大的深层掘进。在不到30年的时间内,布坎南的理论追随者中,有不少已成为日益显赫的“制度经济学”派代表人物。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的“路径依赖”学说,更是用历史学的眼光穿透了社会主义国家转型期阵痛的根源所在。我国近几年来内于在改革中遇到诸多难题,经济学界中的年青一代已开始将眼光投向崛起才二十多年的制度经济学,殷切期望将这一学派的理论精髓用之于中国的改革实践。

  对于中国来说,公共选择理论对我们最大的启发就是今后如何优化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制度环境。因为正如布坎南指出,“制度环境是一种把市场和政治混合在一起,相互交叉、相互冲突、关系极为复杂的网络中环境”,中国如果要修蓝分配结果,就应该将焦点对准产生这些结果的原固。考虑到在政府部门中担任公职者也是“经济人”这一前提,就必须对通过市场前分配权力来创造经济价值这一权力寻租行为加以强有力的限制。

  研究转轨期的政治经济学问题,其目的就在于为市场制度型构一个行之有效的法律构架。

  如何看待经济发展与社会代价的关系

  克服社会转轨期的动荡,是我国政府必须面对的巨大挑战。根据现代化理论,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文化的改造居于优先地位,政治现代化即使不是第二位的,至少也只有在前者发展后才能水到渠成。美国著名政治学者塞缨尔·P·亨廷顿对世界各国现代化历史进行分析后得出结论:世界上第一个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英国,经历了从1649年到1832年共183年的时间;美国经历过从1776年到1865年共89年时间。欧洲其它13个从拿破仑时代起进入现代化的国家也经历了73年时间。但从20世纪觎年代起,在形式上进入现代化的第三世界国家有21个,历时却平均只有29年。一些社会学家曾进行统计,在19世纪进入现代化的国家,其社会年变化率的主要指标只有0.01%;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进入现代化的国家,其社会年变化率的主要指标却高达1%。与发达国家相比,这些后发展国家经济的发展,利益的冲突,阶层的分化,价值观的转变以及民众参与改革的期望,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远远超过了这些国家政治体制的承受力,导致社会发生严重紊乱。如果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世界其它国家进行比照,大家可能会对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种种问题得出比较客观的看法。

  对研究者来说,这些年来不管是从事经济学研究,还是从事社会学研究,都会发现一个问题,那就是如果只从某单一学科的角度出发来研究中国问题,最后都有力不从心之感。以经济学为例,这些年来,不少经济学者避开转型期中那些带有根本意义的政治经济学问题,采用经济学的技术方法来研究当代中国社会经济问题,如研究劳动力的增加、效率的提高。比较生产率的差距、收入弹性上的差距、资产收入、雇佣者报酬、政府消费支出、民间消费支出、国民总资本形成、技术社会知识的积累、现代经济增长的影响等等,看起来论证似乎都挺严密,但最后大多数经济学者都会发现自己的研究无异于隔靴搔痒。那些用非常漂亮的学术语言与非常完美的公式做成的学术论文,最后都落人了一种时人讥评的境地:既不是对中国经济发展走势”的科学预测,更不是对已发生的事情的客观总结。这种情况足以让研究者反思经济学的本质:经济学是“文化”而非“自然”的科学,归属于社会性而非技术性的范畴。转型过程中的政治经济学问题更是不能回避的根本性问题:研究视野尤须扩展到经济学之外。因为“想要影响实际政策选择的经济学家最终必须是让普通人而不是让经济学家中他的同行信服”(冈纳·缪尔达尔语)。和别的学科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经济学家建立荣誉金字塔的底座是公众的信服。避开一些对改革有至关重要影响的问题,如权力这只严重变质的手在资源分配中的作用问题,就没有办法对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问题有切中要害的认识。

  这些年来,思想界人士对中国改革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一是采取一些边缘性探讨的方式,如批评中国的改革是一种想到哪改到哪,哪儿容易先改哪儿的“撞击反射式”改革;二是比较委婉地指出从传统社会经济形态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过渡,是经济改革、政治改革和文化变革相互推动的整体过程,在通向现代化的道路上,经济、政治和文化变革的相互协调具有决定性意义。这类探讨廓清了一些思想障碍,为深入探讨改革做了前期性的理论准备。但现在需要做的工作,是对中国这些年来发生的实际变化进行理论梳理。这种理论梳理不是拿着外国人的理论来套中国的现实,而是需要认认真真从经验性体验出发,告诉世人我们已经走过了哪些路,这条路将延伸到何方。尤其重要的是要分析我们为什么会走上这一条路,而不是一条别的什么路。

  转型期的社会经济生活所蕴含的意义实在太过丰富,无论是经济学家、社会学家还是历史学家都还来不及彻底了解这些变化对现实的意义,更谈不上确定这段时期将在中国历史上占有一席什么样的地位。对于正在我们身边所发生的一切进行理性思考,是一件极富挑战性的工作,对于一个思想家来说,唯有冷静地观察社会,纪录中国当代社会所发生的一切,并将自己的生命体验熔铸到学术研究中去,认真研究与经济发展同时出现的社会变动的各个侧面及其过程,才能为后世国下一点可信度高的研究成果。在观察社会变动时,作者发现,并不是一切社会变动都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其中有些制度性的缺陷恰好是经济如此发展的前提条件,如以“股份制改造”为主要形式的企业制度改革,以及城市土地供给模式改革这两项措施在制度设计方面的巨大缺陷,使不少寻租者充分利用了它们的弹性——从社会进步的意义上来说,任何制度的设计必须要有一定弹性,亦即要有一定“空子”给人钻,否则社会就丧失了活力;但如果弹性太大,则会导致这一制度本身的失败,让社会为之承担代价,这一关系就是经济发展与社会代价的关系。

  经济发展是否要付出社会代价,尤其是公平与社会正义的代价?这是一个具有根本意义的经济伦理问题。早在1959年,为了铲除阻碍后进国家经济发展的各种社会因素,联合国提出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均衡”,这种意见代表了一种后来成为主流的发展概念。联合国基本确认经济发展应该优先,井将经济发展视为解决后进国家面临的各种社会问题(贫困、恶劣的劳动条件、家庭及地域共同体的解体等等)的手段,把铲除阻碍经济发展的社会障碍称之为社会发展。这一观念的提出,为以后研究不发达国家经济问题引入了“社会发展”这一概念。此后,曾在联合国长期任职的瑞典著名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GunnarKarlMyrdal),在对东南亚国家进行了长期的考察以后,提出在研究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时,必须研究这些国家的不平等和权力分配的关系。他特别强调,认为不平等是这些国家获得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这一想法是错误的,经济和社会不平等不仅是普遍贫因和一个国家很难摆脱贫困的原因,而且同时也是其结果,更大的平等是让一个国家摆脱贫困的前提条件。

  经济发展和社会代价的关系,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已经注意到了,就在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的《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中,已多次严厉批评“以牺牲精神文明去求一时一地的经济效益”这种短视行为,一再强调“任何时候都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换取经济一时的发展”。但是认识问题并不等于解决问题,如何使中国人“道德复苏”才是真正的难题。

  中国现代化的道路将伸向何方,完全取决于中国如何解决转型期的政治经济学问题。而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分配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关系到社会安定的政治问题,它隐含了一个社会的经济伦理内核,必须要超越经济学范围去进行伦理追问。但比较遗憾的是,在这10多年改革进程中,几乎还没有人对上述这些政治经济学问题进行系统的伦理追问。

  对资源分配中不平等问题的伦理追问

  从名义上来说,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一切社会资源都属于国有,在财富的分配上也是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但改革开放以来,由于起点的不平等引起了极大的资源分配不平等:中国没有土地私有制,但是自从土地市场开放以来,却确确实实存在一个土地的占有和使用问题;中国国有企业的全部国有资产名义上也归全体人民共同占有,但在国有资产的使用这个环节上,却确实存在国有资产巨大流失的问题。于是这10多年改革中,中国出现了这样一个在世界上比较罕见的经济现象:在房地产热这一原始积累的神话中,物质进步导致地价上升,土地虽属于公有或集体所有,但地租、地价对社会劳动成果的瓜分即土地价值升值的大部分收入却归少数人纳入私囊,国家通过出让土地所获得的收入并没有形成有效的积累。国有资产流失的结果是企业弄得不死不活,不少企业连工资都发不出,而这些亏损企业的负责人却有不少竟能跻身为富裕阶层。推而广之,在目前的财富占有问题上都存在财富来源的正当与否的问题,必须对之进行伦理追问。这些追问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下列两方面:

  1、弄清由于资源占有分配不平等所产生的财富占有是否具有合法性,或是否符合正义公平等人类社会的一般法则。

  2、如果当前的绝大部分人的财富占有不具有合法性或不符合公平正义原则,那就应该进行道德评价和理论征伐。虽然这种评价不能够改变财富的占有状态,但至少表达了对社会现状的一种人文道义精神;这种理论征伐虽不一定对政府政策有直接影响,但至少可以让社会公众知道何者为是,何者为非。对于能够参与制定公共政策的那一部分人来说,通过这种追问至少可以使他们的价值观得到某种意义上的廓清和纠正,因为政策选择是从价值观前提和对通过运用这些前提获得的事实的了解中推断出来的结果。简言之,所谓价值观就是要在制定每一项政策时想到:这一政策使什么人得益?满足的是什么利益?

  经济学家作为各民族及其政府的计划者和顾问,对现实的政治和正在作出的政策选择产生着影响。从公平和正义的前提出发,对转型期资源分配不公产生的财富占有进行伦理追问,可以使公共政策朝向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这一目标迈进,从根本上是防止对经济、社会和现实政治的研究在事实上产生偏见,并因而防止错误的逻辑手段。经济学如果对财富的占有不进行伦理追问,将使经济学失去社会科学的本质,而流于纯技术性操作。

  这种伦理追问虽与现实政策之间距离遥远,但在今天的中国却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

  在本书中,作者从社会制度与经济政策、经济行为的关系出发,着重考察分析中国近10多年来的自发私有化趋势及社会的事后反应,并对所有的经济社会现象进行伦理追问。书中对社会问题所持的观点主要来自于实际调查的感受,是作者通过对社会各阶层,包括公务员、工商界人士、律师、新闻界、工人、农民以及无业人员等各界人士进行多种形式的非正式采访后形成的。

  本书导论、结语部分的侧重点在于对经济及社会发展作一些规范性的研究,在前六章 中,以中国当代资本原始积累(并非“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作一纵轴,通过几次资本积累高潮来展示:在特定历史条件限制下,中国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方式,来完成这一在其它国家需要历时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完成的过程,以及中国国民是在一种怎样的经济伦理观念支配下展开追求财富的活动的。

  近年来中国公众对社会问题抱怨最多的要算是分配不公。其实这里有一个需要澄清的概念,国为中国这些年的问题不是出在国民收入的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中,而是出在市场前权力分配作用下的资源配置中。所谓“资源”有无形资源和有形资源两种类别,无形资源是一些经营特许权,如房地产经营权、某类物质的进出口权、股票上市等等;有形资源如上地、计划物质等等。在这10多年积累财富的前几轮竞赛中,得利最大的就是在掌握资源分配大权的部门和企业这两大科层组织中少部分掌握实权者。这少部分人形成了我国社会转型期过程中的分利集团,他们利用自己掌握的政治(社会)资源和经济资源,出于互利这一目的,展开了大量的寻租活动。这前六章 ,主要就是论述我国政治经济这两大科层组织的少部分掌权者,如何利用权力这只严重变形的手,“创造”了中国当代资本原始积累这一现代神话。

  通过对大量事实的伦理追问表明“中国当代所有的经济问题虽发生在经济领域,但其根源却深桓于非经济领域。在约束软化的情况下,部分政府官员对法规的遵守陷入了一种非常随意和松弛的状态。权力层大规模的贪污腐败行为对下层广泛渗透,导致了中国当代经济伦理的剧变、对金钱意义的张扬达到了一种藐视任何道德法则的地步,由于市场缺乏伦理规则的约束,我国经济出现一种过度投机的状态。

  本书的前六章 从纵向揭示了中国自发私有化过程,后四章 则从社会的横断面剖析了市场前权力分配引起的种种不良社会反应,揭示了在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制约中国社会发展的诸种不利因素。如贫富差距过大导致的社会积怨,就业压力过大与犯罪浪潮的叠起,中国农村基层组织的非组织化进程(宗法组织的复燃和地方恶势力的兴起)导致的社会控制机制畸变,黑色经济的泛滥和黑社会组织的兴起,似及“官黑结合”而成的地方恶势力在少数小城镇与农村地区已形成对人民的剥削性控制。

  上述问题的产生,既有政治经济的作用,更有文化因素的影响。这些问题对中国构成的社会压力既是近期的,更是远期的。它们对中国社会的现实影响说明,金权政治、官黑结合与流民一暴民,将是中国未来社会危机的总根源。

  后四章 说明,近几年中国政府的政策和发展战略的重新选择将成为中国未来走向哪一条路的决定因素。

  阶层分化问题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但因作者在各章中事实上已涉及这一问题,要作更深入的探讨井非本书主要目的,因此并不列入专章论述。又如环境问题,在下一世纪必将成为中国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但这方面已有不少既具体又很到位的研究成果,作者不可能走得更远,故此只在第八章 《人口、就业与犯罪》中点明其重要性,也不进行专章论述。在此必须强调的是:上述所有问题都不是改革所带来的,而是改革不够深入的表现,要想克服上述问题,必须坚持邓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路线,将改革向纵深推入。

  中国近现代历史所蕴涵的意义非常丰富,而1978年以后的历史,不管从其本身的剧变,还是从其对后来的历史影响来看,都超越了前面任何一个年代。无论是洋务运动、辛亥革命,还是后来所有的一切历史事件,都没有像这10多年一样,使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的短短18年,几乎凝聚了中国自1840年开始现代化进程以来的全部苦恼和追求、希望和挫折、失败与探索。社会转型期的政治经济学问题,实际上是中国许多历史与现实问题的矛盾集结点。作者相信,由于这一时期蕴含的内容特别丰富,后来者对这一时期的历史也将格外青睐。纵观这一百多年的中国历史,作者领悟了“改革”的意义:改革不是一段历史过程,也不是一次政治事件,而是人类社会一种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生存方式。对现阶段的中国来说,改革的过程,建立市场经济新秩序的过程,实质上是处理和调节各种利益矛盾和利益关系的过程,同时还是一个不断暴露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它只有开始,没有终结。面对种种困难,我们唯一的出路是深化改革,而不是退缩。如果我们将眼光穿透历史那久远的尘封,就会发现这10多年改革只不过是中国漫长的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阶段。在清理计划经济体制遗产方面,转轨期的阵痛注定不可避免,在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出现的问题方面,注定要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看法。本书只是作者个人对转轨期的一些问题的经验性体验。如果要说它有什么意义,就在于它的实证性和所研究问题的直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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